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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吉言贤食 文/【美】冯可云 [1] 　　连月来，新冠病毒的铁蹄踏遍美国50个州，纽约沦陷的惨况更形同疫病爆发期的武汉。 　　在众多相似的桥段中，美国吹哨人，罗斯福号的克罗泽尔舰长4月3日被国防部解职，舰上全体官兵与之惜别的催泪场面，尤其令人唏嘘: 对大洋彼岸李文亮医师被训诫的追责之声未落，转身便披挂上演了同样的荒谬。 　　官媒滔滔尽皆虚言，政客喋喋全是妄语？英国作家吉卜林的诗篇“东西方民谣”头一句是“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它们永不交汇”。然，因着对“利”的妥协，东西方这次画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交汇点。 　　载有4800名官兵的罗斯福号舰艇，是部署在西太平洋上的美国海军11艘航母之一，本文的主角正是罗斯福航母战斗群的海军上校舰长。 　　罗斯福号舰艇是为战争设计的居住空间，除部分军官享有单独舱间外，士兵只有单人床位，且共处于10人或30人的密闭狭窄区域：3公尺高的空间通常有三层床铺，每层之间仅有0.6公尺的间隔，完全谈不上新冠期间保持必要“社交距离”所需的基本条件。 　　眼见病毒迅速攻陷舰艇上的官兵，在向军内系统上报无果后，克罗泽尔上校于3月30日向海军高层发出了四页纸的求救信，促请其迅速撤离舰上全部官兵下船接受隔离和治疗。这封信发出后很快被《旧金山纪事报》曝光。 上校在信中疾呼若继续让船舰在海上锚泊，恐出现“类似钻石公主号游轮上的大规模舱内交叉感染”，“我们没有处在战争状态，没有理由让任何一名水兵毫无必要地殒命于这场大流行病。” [2] 　　这艘核动力航母克上的“求救信”，顷刻成为全美疫情中一个新的“爆点”。 　　舆情汹汹，美国军方不得不火速疏散了1000名海军，分批送往关岛的空酒店，接受14天隔离。美国海军表示，周五前离舰人数将达到3000人。 　　舰艇上的官兵们得救了，克罗泽尔上校却被指控“给船舰工作人员的家属带来不必要的恐慌”，不遵循军队的“指挥链”，“将未加密的邮件抄送给20到30名收件人，有违反保密规定之嫌” 。这些指控耳熟到令人心惊。 　　这里想展开讨论的是高度相似的灾难背景之下，上校的处境如何有别于李文亮医师的悲情遭遇。 　　与传统对手的交锋相比，新冠病毒的破坏性被证明在时间和能量上都大得多，转眼间美国这个被称为“世界警察”的军事力量的弱点被罕见地公之于众。 　　曾几何时，全球的焦点还集中于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中东战争中的神勇，与中俄权力争霸中刀光剑影的玄幻，然而没有任何一场冲突堪比此情此景：在几天之内重创美国航母。无论是平民世界，还是海上战力，美国都在经历空前的挑战。 　　在这场危机中，中美政府的腐败和低效如出一辙，只有体zhi的不同，在细微处让事态的演变呈现不同的公众效应。 　　首先，上校发出信件后，没有被秘密训诫，更没有被迫向政府和公众谢罪，而是被公开解职 – 残酷现实下依然保持了对公众的透明。判决将进一步进入司法审理程序。 　　提起诉讼的美国军方内部也同时发出谴责和力挺舰长的两方意见，并不断被媒体披露。 　　其次，信件能很快被媒体接收和爆料，力证了皿煮治下媒体功能健全监管及时，不受国家暴力机器打压的媒体人，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和独立，公众得以同步了解事情的真相。 　　更有甚者国防部这次是通过媒体的曝光才得知信件的内容，换言之，媒体的速度打败了美国军方he心机构对局势的掌控。 　　国防部除了被迫狼狈地向公众辩解，还不得不火速安排撤离舰艇上的官兵。危机公关引发军方对持续在军中爆发的新冠病毒应对战略的深度反思，发誓将“与舰队，舰载，潜艇官兵和纳税人”共商国策。 在白宫举行的每日一报的新闻发布会上，川普总统在上校被解职的当天，也被记者直接问到对此事的看法，老头急不可待地用白开水一样的大白话向大众掏心窝子 “I don’t agree with that at all. Not at all. Not even a little bit – 我完全不能同意。没门儿。一丁点儿也不可能同意”。总统的小九九草民无从揣测，但他所代表的公权力站在了捍卫人民生命的立场。 另外我们观察到的是，克上姣上校的行为也比李医生直接和大胆得多，他将信函抄送给几十个在“指挥链”之外的人，这最终导致信件被泄漏给一家加州报社并快速在媒体圈中散播。 [3] 　　美国军事强大的标志之一，是有能力在世界各地部署精锐的武器和部队，驻韩美军被命名为“准备今晚战斗”；海军陆战队的海上远征部队则有“美国的911”之名- 在声势上就天然具备制敌于无形，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优势。 　　而此刻的敌人是新型冠状病毒，它在迅速解构美国神话。当它突破防线深入腹内，导致美国军事力量的护身符 -罗斯福核动力航母陷入“瘫痪”时，国防部不得不挣扎在两种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一方面要保护军人免受病毒感染，另一方面，若亚太地区突然出现危机，罗斯福号航母必须保证能很快投入战斗使命，维持备战状态。 　　上校捅的娄子不可谓不大。 　　罗斯福号航母染病的消息曝光，是否会动摇美国对亚太地区安全的承诺？ 　　若航母撤离，是否会造成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力空隙？ 　　尤其是，罗斯福航母除了跟游轮一样，载满人员漂浮在海面上之外，它最大的不同是载有有武器，弹药，昂贵的飞机和核电站。核动力航母要确保反应炉的安全运转，需要大约1千名水兵留守航母，维护该舰的“关键职能”和武器系统，… Read More »

来源：范学德 范学德2017 本文作者 云浩 2020年初春，我把老群《大师的花园》恢复了。《浩客厅》也开张了。 而群友并不看好这个群会有未来，诗人北岛说：“浩哥，你的群也就能活两天。” 活到第四天时候，我请进来小崔。 一时熙攘，小崔赢得列队欢迎，有文化界的翘楚鳌头，艺术圈的魁首泰斗。 方方入群，是她发最后一篇日记的前一天，全群列队欢迎，有翘楚鳌头、魁首泰斗，还有小崔。 小崔在方方被水军围攻的最猛烈的时候，发过一个微信，我截了图让朋友们转给方方，这也是方方进入我们群的一个机缘。 《方方日记》，其实和被Xun诫某医生说的话一样，就是大白话。就是再普通不过的人话。只是人话很难说出的时刻，残存的声音，部分的显示了真相而已。 (……此处删除一节） 方方的可贵在于，在举国知识人害怕因言HuoZui而选择明哲保身的沉默之时，方方孤胆挺立，用亲历者真实的第一视角，描述所见，并以此遏制了因远离真相导致的谎言流传，疏解了因举国幽闭带来的心理恐慌。 她只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和视角，去做普通人该有的正常的人类反应，而在各种病毒肆虐的黑暗中，那唯一的正常，就变成了光，照亮至暗时刻。 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一样，为了保住自己镀金的铁饭碗，在大山还没有压到自己头上的时候，选择转过头去不闻不问，以此度过自己静好的学府岁月。从而以分裂的群体人格形成知识分子群体。 (……此处删除一节） 而方方独立出来，选择做那个终归会被枪打的出头九头鸟。 方方和鲁迅不同，鲁迅看得更深更远，但也更黑暗，并沉浸在黑暗中。因为那就是他的安全。据说他出生的房舍，整日黑暗阴霾。形成他的心灵底色，成就他的心灵家园。鲁迅持守着他无尽的黑暗阴霾。 方方不一样，方方的文字充满着向往光明的力量。她没有鲁迅深刻深厚深沉，但她的文字就是真实本身。而鲁迅的文字只是不停的告诉你黑暗的最深处，并且自动陨灭了你反抗的希望，因为大屋顶的压迫，因为那些黑暗的床榻。 但，和鲁迅一样，你给予民族多少希望，XX就还给你多少失望，甚至是生命灭绝的绝望。 先是一个“十六岁中学生”.其实那个文风，年纪大些的知识分子一定会打个激灵，这是创伤后的应激反应，人们一定想到了当年一个写作班子“梁效”。 这名字现在能读出来深刻含义：上梁不正，上行下效。这个梁效，绝对高效，比“希特勒冲锋队”“以色列二人组”等刀笔吏机器有过之无不及，这不是形容，“梁效”这个同类机器以人民的名义，可真活活的杀害了不少活生生的人。 (黄健翔画外音：它不是一个人，它不是一个人) 是的，既不是一个，更不是人。 所以，这个“十六岁”班底，里面未必没有这个出场年岁的枪。 现在的Guo之重器，当年的高效机器余qiuyu，那年也就十六岁年纪。搞不好重操旧业的国手在书写标题时候，忆往昔。 不寄名的班底被一觉醒来的人群打了个稀碎，大伙听见了方方敲响的晨钟。于是，大boss登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 我回忆起2004年和张颐武的一次邂逅，那时候的我在做房地产广告策划，为土地富豪的腰包添砖加瓦。 那时有一本杂志叫《安家》，杂志老总每年评奖，按照地产商赞助费的多少，评选出“最佳地产”，“上好地产”，比较抠的叫做“希望地产”，希望他们以后多出血。 《安家》老总名字不屑记忆，倒记得他在花样说服开发商多花银两时候的柔声细语娓娓道来，加上他没有胡须的姿容，暂时叫他安公公。 他更善于邀约轿夫和吹鼓手，为出资多的开发商举办文化沙龙，出资的厚度也配置相应的文化高度。 那时候顺驰地产攻城拔寨，四方举债，不亚于今天的负豪王健林。因为出资最多，所以沙龙的文化配置也最高，是顶配。 一位是那时候就荣膺教授的张颐武，还有我们艺术圈一位当年大咖，也是日后被赐罪逃税的老爱，那时候老爱和张颐武是各大地产土豪争相聘请的两位顶配吹鼓手。 顺驰掌门人是如今资本大鳄，当年命悬一线的海河土豪孙宏斌。沙龙之前，老孙御驾临幸，小小个子淹没在人丛，人丛按孙总行走路线低头哈腰，显露出老孙神圣面容和一旁扶持的安公公的不老姿容。 身形高大一直法相庄严的张颐武瞬间低头、低眉、低身形，笑容可掬低过去，和孙大圣君臣握手言笑。 大圣回銮后，文化沙龙开始，按惯例，老爱第一个发言，但就在这位从来霸气的老爱发言之时，张颐武不停地带着抑制不住的暧昧偷笑在回短信，分流了很多关注老爱的目光。 早已洞悉张颐武生活习性的老爱于是直接揭穿：“咱张教授还在忙着回小情人的短信……”。 老爱是老北京，在说“人”这个字的时候，加上了儿化音，“小情人儿”，显得那么俏皮可爱，而张教授默契含嗔的苦笑回应中也流露出那般的可爱俏皮。让我觉得大教授好有人情味儿。 老爱从艺术上着眼，这就暗示了地产的设计格调高，张颐武则是提供文化高度的第一人。这样，文化和艺术双高度，简直就是文艺复兴。 当然，在那些地产被爆出粗制滥造之后信誉崩塌是之后的事情了。当年这俩文艺轿夫可是赚了个盆满钵满。自然，钱财都来自于孙大圣等豪那些金光灿烂的手。 那时的我就知道了，张颐武说什么话，都是背后那只金灿灿的手拿捏的，他只是背后主公旨意的人肉传声筒。但这传声筒上两个泛着红光的大字：北大。 面对大圣时候的憨态可掬，回信小情人（儿）时候的俏皮可爱，以及在我们面前的庄严深沉，让我看见了一个丰富而多面的北大。 这些年北大张教授有什么言行，我一无所知，于是百度：张颐武北大。 放眼望去，北大所有的网站都有对他整齐划一的评语：“张颐武粗鄙，张颐武低级。” 而百度知道上面：“张颐武的种种表现证明，他就是一个时刻钻研溜须拍马，幻想被权贵豢养的……” 而张教授除了与时俱进的说出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更重要的话之外，也终于看见他的文化评论：这是一篇“赞”“赋”合体的谈周小P的文章 文章是梁效风格加上现代鸡汤，这文章（如果这也算文章）除了花样并更高调的重复口号，再无其他一句干货。里面的所有警句均来自于上司。这一次人肉传声筒升华为上司发言的接地气复读机。 至于周小P，有识之士总觉得是那些居心叵测的贪官污吏给中国文化下的毒，它们有意的选择这么个不学无术，用心卑鄙的货色，把他直接扶上青云，以此把正能量、爱国等概念彻底粗鄙化，污名化，以期人民对这等词语产生厌恶，这是给中国文化的“毒丸”。而且，为了让人们对其产生足够的厌恶，加上他们粗制滥造的一贯作风，把毒丸直接做成了屎蛋。 当这枚屎蛋在茫茫人群中被升到高处，我心疼那些初生的孩子，他们的第一口可千万别吃到屎，否则就作为对营养的最初记忆跟他（她）们一辈子。 救救孩子。 这枚屎蛋却被张颐武全力加持，我想原因有两个： 一是张颐武毕竟读过书，他虽然可以把卑鄙无耻做的那么辞藻斐然，但他似乎应该也懂得食物和粪便的基本区别，只是他仅是个复读机而已，他为背后的主公违心夸赞。 还有一种更真实的可能，所谓惺惺惜惺惺，张颐武是发自肺腑的取得了和周小P的共鸣，他和周小P才是心灵和文化的……没错：知音。这样也就印证了全北大下的张颐武粗鄙的定语，张颐武的粗鄙有着周小P的高度。 其实张颐武们受指责，不仅仅因为他们文化素质低劣，主要是他们的批评毫无公信力，在方方老师走红的时候，张颐武们不惜断章取义的去刻意逢迎，而在他们闻见风向不对的时候，又用最肮脏的兽语去诋毁和谩骂。就像他对小崔做的那样。 张颐武们最远离正义和真相，最靠近利益和财色。为了满足动物性的需求，把人性不停的降低，直至了无痕迹的渐变成兽性。叠加上刻入骨髓的奴性，形成当代顶配——奴… Read More »

来源：王光明 必读财经评论 题记：拙文本即兴之作，无心插柳。3月31日小圈子传阅笔记版，孰料共鸣者众，迅速“谬种”流传。公号“候鸟群落”抢先刊发，未几寿终。4月1日上午删补润色，四个公号先后推出，至晚八点，全部点亮红灯笼。承蒙错爱，一日有余，总阅读量超十万。虽然力求平和理性，仍连连坠坑，徒呼奈何。本着审查和自我审查的精神，再出藏拙版收官，供朋友们惠存。一篇小文，几番斟酌，跨越中美两个时区的愚人节，不亦乐乎？是为记。  一觉醒来发现初中群再一次热闹。此番争论，系因几天前我点评段同学的先生冯老师抨击芳芳日记的文章而起。 我的基本观点是：任何人的作品都可受批评，芳芳也不例外；冯文笔很好，惜乎主要是讲政治，而不是站在文艺批评和普罗大众的角度；冯对细节的苛责也失之武断。 进而，我认为对于一场波及全国乃至世界，代价惨重、甚至会重塑人类文明与政经格局的重大灾难性事件，如果只有正史的记载而没有野史的补充，也是不完整的。 因此，包容、理解、致敬芳芳日记，是一个民族慎终追远起码的胸怀与良知。 未料，此论引起公务员高同学和教师冯同学的强烈不满。上周五高同学发了一通宏论，含沙射影，什么“苍蝇、臭气”都来了；今天冯同学再次居高临下指桑骂槐，连“汉奸”都说出来了， 就差“罪大恶极”了。这中间肖师哥也来助阵，俨然三剑客。本来高同学说的那些我回应过，不想再说。但冯同学的得寸进尺，让我觉得不回应一下就失礼了。 都是嫡亲同学，你们毫不客气，我也就直言不讳，好吧？ 你们的基本观点大致这样几点： 1、美国不是好东西，就是靠搞垮别人称霸的，中国离开美国没什么； 2、我一生在英山，就是没见过世面，但我爱国爱乡，不崇洋媚外，芳芳诋毁我们的幸福生活，我就反对； 3、在国内赚了钱移民的，就是不爱国，甚至是汉奸； 4、不能因为家庭的经历而跟国家有仇。我（冯同学）亲外公在运动中被枪决、爷爷被关押，对吗？不对吗？ 关键词都跟国有关：美国、爱国、出国、家国！ 好吧，我就围绕这几个关键词来说道说道。 一、美国 首先，美国是一个客观存在。我之前说过，中国的历史、现实与将来，无论你粉谁或怼谁，三个国家是回避不了的：苏俄、日本、美国。 苏俄占了中国一百多万的领土，输出了革命理论，今天是最重要的战略伙伴； 日本跟中国打了两场战争，今天还有领土纠纷，但又是重要的贸易伙伴； 美国与中国恩恩怨怨但没有占过中国一寸领土，今天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竞争者，中国近 80%外贸顺差来自美国（2018 年占比高达 91.9%）。 21世纪的世界，不是泾渭分明非黑即白。中美关系，意识形态制式冲突，经贸科技相互依存，既竞争又合作、斗而不破将是常态。不因你的好恶或缺乏了解而改变。它将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不信，去看看几代领导人的论述。 其次，美国好不好，这是一个主观评价，见仁见智，或者此一时彼一时，都很正常。 如果愿意看事实，简单讲几点：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如果不是美国人强力出手和大量牺牲，今天欧洲和俄罗斯可能都讲德语，而我们可能在用日文； 第二，高晓松有个研究，1949 年之前美国对中国的无偿援助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有对外赔款的三倍，就不要说飞虎队了； 第三，美国让中国加入世贸，对中国开放了巨大的市场，让中国有了黄金 20 年和今天的家底（肖师哥说美国是为了绑住中国的手脚才让中国加入世贸的，与事实相去甚远）； 第四，92 年至今美国家庭累计收养了十几万的中国孤儿（弃婴），其中大多数是女婴和残疾儿童； 第五，美国是中国最大的留学生接受国，为中国输送了大量的人才，特别是高科技领域，大多数技术和技术人才是来自美国的。 当然，反过来，你也可以说，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还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今天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都有美国的黑手。没错，这就是现实，硬币都有两面。政治问题太复杂，这里也不宜讨论，但可以提示两点： 第一，记住盲人摸象的寓言，如果你得到的信息是单一的和不充分的，不要太自信，大象腿像柱子，不等于大象就是柱子。 第二，美国是联邦制的三权分立国家，不是大一统，谁是美国？其实是个问题。这是一个留美三十年多年的法学博士老乡告诫我的。 再次，美国强大的原因。冯同学说美国就是靠搞乱别人来称霸的，倘如此，这也不是它强大的原因，而只是强大的表现。六十年代我们也曾向亚非拉输出革命理论，为什么没有成功？ 如果我们虚心一点，羡慕嫉妒恨之外，就该想想，为什么人家立国两百多年，就能称霸世界近一百年？为什么全世界的人（精英、俗众甚至流氓罪犯）都想去美国？它有没有值得见贤思齐的地方？ 美国不是天堂，美国问题很多，世界上很多人骂美国，美国人也天天骂政府，美国总统的支持率超过 50%就很了不起。可是美国的科技军事经济金融文化的实力还是全面碾压，让你不得不服！原因何在？ 一千个人有一千哈姆雷特，我的理解是：新教传统、自由意志、平等包容、分权法治、创新精神！美国南北战争之后，任何政治纠纷都是通过内部协商或者法律途径解决，只数人头，不砍人头，永远只是茶壶里的风暴。这样才能长治久安恒产恒心。 同时，这是一个崇尚自由、自律又自强的社会。举两个例子： 1、美国家庭（哪怕再有钱，哪怕是双职工带两三个孩子）很少有保姆的，各种家务和维修都是自己做，家家户户车库里有各种工具。当然，你可以说是因为美国人工贵，但不可否认美国人的动手能力和劳动习惯； 2、现在疫情，政府下令大家待在家里，出门保持距离，大家都自觉遵守，绝少人违反。不需要宣传车、纠察队或红袖章。 最后，中国离开美国行不行？当然行。高同学说了，200 多年前没有美国，中国生存了5000 年，美国曾经封锁我们几十年也过来了。这话一点毛病都没有。问题是，你们还愿意回到我们穿开裆裤时候的日子吗？你们愿意、有权利让你们的后代接受那样的生活吗？ 现在国人中有两股对立的势力在做同一件事，就是极力鼓动中美脱钩：一是极左的战狼小粉红，二是极右的反执政党人士！前者是信心爆棚，要教训美国，睥睨天下；后者是恨屋及乌，要打击执政党，让中国乱套。可见，极左和极右其实殊途同归，都会搞乱中国。 现在美国也有强大的势力要对中国强硬，要中美脱钩。这次疫情又助长了这种声音。 我们要站在什么位置？我的立场很明确，中美合作加斗争，维持斗而不破的基本格局，于我有利。可以口水，不能结冰！ 别的不说，对美出口… Read More »

来源：秦晖 海派评论 ◎作者 |  秦晖 ◎来源 |  澎湃新闻 本文系2018年4月2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发表题为“21世纪的全球化危机”的学术演讲。由澎湃新闻记者依据现场录音整理首发。 0.1 这两年里， 最异乎寻常的两件大事 从两三年前开始，就是2016年，大家就开始感到，有很多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 第一件事，英国脱欧，这个事情出乎很多人意料。 第二件事，美国选出一个既不是传统左派、也不是传统右派的奇葩总统，这也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而且他上台以后提出的一系列主张也非常令人吃惊。不管是传统的左派还是右派，都没有想到过会这样。 到底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 以前我们经常讲，左派上台右派会骂，右派上台左派会骂。可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这两件事情，好像都不能以我们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左右派来称之。 于是这两年出现了一个词用来描述这一类现象。这并不是一个新词，但是这个词在最近这几年用得特别广泛，就是“民粹”，populism。 以整体性的人民的名义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并不仅仅是侵犯精英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又以街头运动、集体暴力破坏民主程序，以人民领袖的名义来垄断公共决策，这就被认为是民粹主义。 但如果我们看特朗普胜选的全过程，我们真的很难说，他的胜选和民粹主义有什么关系。 事实是，在资金、媒体支持都不占优势，在政界、商界、学界主流意见都不看好的情况下，特朗普以完全符合法定程序的民主方式登上总统宝座，粉碎了美国民主受金钱和媒体操控的神话，证明了美国的国家权力确实是人民所授，民主在美国绝不是虚伪的。 但是，不是虚伪的，它是不是好的呢？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我们可以说，特朗普的胜选在程序上确实体现了民主的胜利而不是民粹的胜利。 特朗普当选后的很多作为可能不正确，但迄今为止，没有权威意见认为他超越了美国法律所规定的界线，认定他有违宪的举动。 说穿了，人们对特朗普的当选以及对他当选之后很多政策的不满意，实际上是人们对美国现状不满意或者说是一种无以解释的愤怒或困惑的反映。 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等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一样，是在全球化走向出人意料的时代，人们对如今这个“乱了套的世界”不知所措的结果。 由于不知所措，所以他们对左派的主张失去了信心，对右派的主张也失去了信心，于是就选择接受了很多在常理上不可能被接受的东西。 特朗普的言行不正确，其实正是以往正确的言行效果不佳所引起的反弹。0.2 历史轮回，全球化再次走到令人困惑的境地为什么会有无以解释现状的困惑呢？我们的话题就从特朗普当选到底是不是民粹主义，转向为什么全球化走向了当下这种令人困惑的境地。其实历史上不是没有类似的现象。1918年，一战刚结束，包括中国人比如陈独秀在内，当时的人们也是非常乐观的，但是后来变悲观了。一战后，几大帝国纷纷解体，整个欧洲地区出现了大片宪政民主国家，但到三十年代，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成为“民主失败”的案例，不是像沙俄那样变为左派极权国家，就是像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那样变成右派极权国家。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有很多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比如2010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原来大家认为那是阿拉伯国家实现民主的大潮，实际上演变为一场原教旨主义的大潮，成了“阿拉伯之冬”；比如2010年前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比如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这些现象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管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是英国脱欧，都使得西方原来的主流理念——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右翼的新自由主义——同时遇到挑战。长期以来，西方是有左右之分的。最简单地讲，在公共领域，左派主张福利国家，右派主张自由放任。右派强调市场竞争，这是最主要的，他们认为竞争能带来效率，带来经济的活力，面包做大了，所有人都会有面包吃的。然后左派认为平等更重要，所以需要福利国家来给大家提供社会保障。像这样一些争论，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左右政党轮替的一个基本线索。大体上就是，左派当政一段时间，选民会抱怨福利国家养了太多懒汉，导致国家经济活力不足，然后就选右派上台。右派上台后，搞自由放任太厉害了，大家又会把左派选上来。可是，无论是特朗普当选还是英国脱欧，似乎都既不是左派的胜利，也不是右派的胜利。他既仇恨福利国家，又反对自由贸易，在传统的西方左右派的划分中，你是找不到这种人的。不论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是英国脱欧，都是贸易保护主义和仇恨福利国家这两种东西的结合。 0.3 从皮凯蒂的书到特朗普当选，有些事情已不能回避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认为，西方从八十年代以来再度出现两极分化，原来已经基本解决的贫富差距问题又再重新强化。皮凯蒂的书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他提出的问题完全是真的问题，反对他的基本上是传统的右派，他们认为皮凯蒂书中讲到的西方贫富分化的现状夸大其词，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总而言之，他们主要针对的是皮凯蒂所讲的事实。从皮凯蒂的书到特朗普当选，我觉得有些事情已经不能回避了。因为特朗普当选本身就和这些事情有关。如果不是美国穷人特别是白种穷人的强烈诉求，特朗普根本不可能当选。但是，皮凯蒂本身是怎么解释他指出的贫富分化问题的呢？皮凯蒂等于没有解释。他的那一大本厚书，主要是要证明，西方的贫富分化很严重，但这种贫富分化到底是怎么来的，实际上他并没有做出论证。他的论证依据的是一个很武断的公式，就是说，资本利润率通常情况下一定高于经济增长率。因此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国家不严厉地节制资本，那么这个社会肯定就会越来越不平等。他说，为什么以前我们一度以为这个问题好像不那么严重呢，那是因为以前世界很多地方的经济都处在不正常的高增长状态，也就是所谓奇迹状态。如果增长率异乎寻常地高，那么就可以使上面的公式暂时不成立。也就是说，资本收益率一般来讲是高于经济增长率的。但是皮凯蒂认为，这只是个奇迹，而奇迹是不能持久的。奇迹一过去，社会就回归正常，而这个正常在他看来，两千年以来都是不变的。皮凯蒂对当代西方贫富状况的描述主要依据大量统计数据，我觉得完全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要证明两千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实际上没有任何根据。因为要找到两千年以来的统计数据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可以说就是一个假定。他的这个解释显然是不行的。他的这个解释就等于说，以前的平等，或者说以前相对而言不平等不是那么严重的状况，纯粹就是因为高增长造成的暂时性现象。但是高增长是奇迹，而奇迹是不能持久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不了。　  0.4 全球化在造成了不平等加剧但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以前的高增长也不见得都会带来平等。比如说，拉丁美洲在1970年前后也是处在高增长状态。那个时候中国媒体提到墨西哥奇迹、巴西奇迹，它们当时都是高增长。但是拉美的高增长伴随着不公平的非常严重的扩大。很重要的一点是，拉美当时的高增长和东亚的高增长是不一样的，当时拉美执行的是所谓进口替代政策，它的高增长不是出口拉动的。而出口拉动的高增长，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世界各国吸引资本，招商引资，然后利用低成本的劳动力生产，再向世界输出大量的廉价商品。这种高增长是外向型的高增长，只有外向型的高增长能带来基尼系数的降低，能够带来看上去比较平等的局面。在这个时期，日本的确是这样的，东亚地区，包括中国的台湾省，包括韩国也的确是这样的。当然它们现在都已经超越了这个发展阶段，它们现在已经是输出资本、进口商品了。贫富问题也就重新建立起来了。如果只是外向型的高增长，我们可以证明，它在国际上的确可以带来平等的改善。道理很简单。从市场的角度讲，劳动和资本在一个利益的博弈中，到底谁能占优势呢？很大程度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取决于哪一种要素更为稀缺。假如资本稀缺，那么资本在国际要素市场谈判中就占据优势；假如劳动力过剩，那么劳动力就不具备议价能力。但如果是资本过剩，劳动稀缺，就像我们前些年出现所谓的民工荒，当时我们的经济是高速增长，这就有利于劳动力在市场上提高要价。我们向世界各国招商引资，把世界各国的资本吸引到中国，把中国的廉价商品出口到世界。把中国的廉价商品输出到世界，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的劳动输出到世界。有的人认为，这种要素的流动是不合理的，因为只有资本的流动，没有劳动的流动，这种流动是一种偏向。我认为，所谓的劳务输出，在今天有国界的情况下确实很难大规模进行。我们国家现在也有规模很大的劳务输出，但是我们讲中国人输出劳动的方式，主要不是以劳务输出的方式，而是以中国廉价商品输出的方式。简单一点说就是，我们做的廉价商品替代了人家的昂贵劳工。就是本来由它们的高工资工人生产的东西，现在由我们的农民工生产了。这等于是我们的劳动，通过商品贸易输出到了它们那里，同时它们资本跑到我们从这里。为什么原来它们的劳工很有地位，原来它们这个社会能够维持高福利，能够维持强势工会呢？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经过两百多年积累以后，出现了资本高度过剩。它们的资本高度过剩，劳工就有谈判余地。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它们的资本跑到我们这里来了，那么对它们来讲，它们的资本就不过剩了，甚至于现在西方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资本稀缺的状态。资本不过剩，什么过剩了呢，劳动就过剩了。一方面它们的资本跑到我们这边来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商品把它们的劳动给取代了，它们出现高了失业率。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特朗普现在要搞贸易保护，为什么他要为美国人争取饭碗。至于他的政策到底是不是能为美国人争取到饭碗，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全球化过程中，一方面它们的资本外流，造成它们的资本不再过剩，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输入，造成它们的劳动不再稀缺。这两个过程显然会使得，在各个要素持有者的博弈中出现不利于劳工阶层的博弈。那么在它们那边就会出现基尼系数的增加，不平等的扩大。依据同样的逻辑，在我们这边应该出现一个相反的过程。我们搞外向型经济，输入资本，输出商品，应该使我们变得越来越平等才对。而且在世界上的其他案例中，凡是处在外向型发展阶段的国家，包括日本，包括亚洲四小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它们面对中国大陆时是很自豪的。它们认为它们实现了的所谓的民主、均富。民主我就不说了，说均富吧，当时它们的基尼系数是很低的。当时在台湾是国民党执政，当局说那是三民主义的功劳。老实说，亚洲四小龙里的其他三个经济体其实都是这样，它们并不信仰三民主义。我觉得这和三民主义没有关系，纯粹就是因为它们当时的经济发展处在高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有利于平等的。可是这里碰到两个例外。一个是1990年以前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当时的南非大量引进资本，输出商品，但同时又是当时世界上不平等最突出的国家。还有一个就是中国。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里实现了经济高增长，也是外向型经济，也是大量引进资本、输出商品，可基尼系数是在不断扩大，而不是在减少的。南非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当然与种族隔离制度有关。中国之所以也出现不平等加剧的趋势，简而言之，是因为中国在体制方面的一些弊病，使得全球化本来应该有利于中国平等扩大的一些功能不能够正常发挥。全球化在西方那里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在我们这里本来应该增加社会平等的一些功能，也没有真正能够落实。所以全球化就变成了，无论在我们这里，还是在他们那里，都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剧。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造成的一个困境。全球化本身是一件好事，从理论上很多人都可以说得头头是道，逻辑上也是如此。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国家内部，要讲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分配，确实出现了分配不均的问题。其实经济全球化是应该有利于改变这种状况的。我们也看到过这样一些现象，比如说， 民工荒推动农民工工资上升。比如说，我们改革这几十年来，中国人的收入确实提高了，而且社会福利——我这里讲的是真正使分配向穷人倾斜的福利——在改革之后的三十多年中也在改善。改革以前中国也有福利，但那种福利基本上是和特权挂钩的，基本上不是为弱者提供的福利，而是为强者提供的福利。城里人的福利比农民要高，干部的福利比工人高。越是初始分配占便宜的人，二次分配又再占一次便宜。我们的福利以前就是这样的。那么真正有利于穷人的福利还是在这三十年里实现的，这都是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但这些好处本来应该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明显得多。这些好处实际上是被压抑的，被压抑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国家自己也是基尼系数上升，也是不平等在增加。这样一来，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一个不平等加剧的现象。这就使人们感到非常担忧，也对21世纪本身提出了一个挑战。 0.6 原东德人抱怨的声音还是很大 我在2009年访问过德国。大家都知道，两德统一以后，东德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是有很大的变化，收入有很大提高，人权就更不用说了。但是，统一也不是没有副作用，一个很大的负作用是，东德的制造业基本上就垮掉了。因为东德原来的国营制造业是完全没有竞争力的，两德合并以后基本上就垮了。两德统一后，当时人们认为，西德有那么多的资本，应该去东德更新那里的制造业，东德那里低效率的制造业被淘汰后，西德高效的制造业就应该过去更新。但是实际上，西德资本家不愿意到东德投资，他们更愿意跑到中国投资。两个德国统一以后，东德也实行了西德式的高福利，工人也可以组织独立工会，所有一切都和西德拉平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西德资本跑到东德那里要做什么呢？结果就导致东德那里的产业更新计划完不成，老是完不成，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东德现在虽然人均收入等各方面指标都比统一以前高得多，但是人们抱怨的声音还是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抱怨就是，那里失业率比较高，而且老龄化比较严重，因为凡是年轻力壮的人都跑到西德找工作了。由于人口老龄化，由于靠福利供养的人口增加，使得东德的人均收入至今为止还是和西德有一定差距。这个差距并不是因为东德工人工资比西德低，而是因为东德的工作人口本身就比西德少，而很多年轻人去西德就业，福利供养人口留在东德了。我们知道，福利制度有利于降低不平等，但是再怎么说，福利供养人口与就业人口之间的收入还是有差距的。这一点是东德人很不满意的。你可以设想，那里的人现在并不是和以前的东德比，而是与现在的西德比，那么一和西德比，当然就很愤怒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你现在到了东德，如果你是一个旅游者，你的确会发现那里比以前要漂亮得多，以前那些高污染的地带，现在变成了高档住宅区。两德统一后，德累斯顿这样的城市，与其说更现代化了，不如说更古代化了，因为原来的工业都没有了，原来的教堂都修复了。但是，老百姓还是有抱怨的声音。尤其是巨变之前的共产党，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现在的左派党的领导人，当然对现状很不满。因为当年他们也是拥护统一的，但是统一使他们不再掌权，成了反对派。反对派总是要提意见的，他们的一些反对意见的确有理由充分。 0.6 不曾发生的“昂纳克寓言” 其中有一位是统一以前最后一届共产党政府的总理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我在2009年访问德国的时候跟他谈过一次。他到过中国，对中国的经济成就非常羡慕。我问他：你当年是不是可以采取类似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他想了想说：不可能，当时东德没有改革的条件。我说：那你假如不改革、不变，会不会比现在好？他想了想说：也是不行的，我们原来那一套肯定是失败的，继续搞那一套是没有前途的。我又问：两个德国统一，是西德统一了东德，你作为东德总理，有没有想过，东德去把西德统一了，把西德吞掉呢？他说：根本没有想过，我们原来那一套体制是失败的，用正常手段不可能统一西德。而且我们有1600万人，西德有6000万人，光是投票就投不过西德。后来我再问：有没有第三种可能？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那位东德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假如他把那个事情平息了，柏林墙没有倒，东德维持原来的铁腕制度，但是有一点不同：他去了西方的花花世界转了一圈之后，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完全可以用维持原来统治的方式去搞市场经济。也就是说，柏林墙还是有，政府要抢谁的土地照样抢得到，想把工人撵走就直接撵走；农民的农会、工人的工会，谁都不能讨价还价；政府向西方提供任何民主国家都不能提供的最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这样一来会是什么状况呢？汉斯•莫德罗先生根本就没有想过还有这回事。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我告诉他，东德当年要是那样搞了，你就不会担心现在东德没有制造业了，因为西德所有的资本家会一窝蜂地把工厂移到东德，把整个东德变成一大片血汗工厂，把所有的东德人都变成农民工，然后生产大量的商品覆盖西德的市场。这个时候，所谓的去工业化，所谓的失业问题，就都不会出现在东德，而是会出现在西德。然后西德人会抱怨，我们现在制造业没有了，工作机会没有了。最重要的是，西德战后建立起的一整套以高福利和强势工会为代表的所谓社会市场经济，就根本不可能维持了。因为资本家跑掉了，你工人去和谁谈判呢？你工会还有什么谈判力量呢？资本家没有了，税基没有了，你的高税收、高福利怎么维持呢？整个就会发生严重的危机。那么西德会怎么应付这个危机？照我看无非就是三种方案。第一种，既然一体化带来了这样的问题，那我就重新把柏林墙砌起来。从西德的层面来讲，主要就是搞贸易保护，也就是说，我的资本不准过去，你的商品不准过来，我们还是各搞各的。这实际上是去一体化。这当然是一种选择，但是这种选择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自由贸易也好，加强交流也好，本来是你西德提倡的。现在你要是开始搞贸易保护，自己闭关自守了，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何况，东德可以搞柏林墙，谁敢翻墙就予以击毙，可以搞闭关自守，西德可以搞吗？假如有西德资本家要去东德投资，你西德可以把他抓起来枪毙吗？这条做不成，那怎么办？第二条方案，西德要想与东德竞争，它就必须向东德学习。于是，西德就不能有那么高的福利，不能有那么高的工资，不能有那么强大的工会，是吧？东德人成了农民工，西德的工人也要变成农民工，否则你就没有办法去跟东德工人竞争。你所有的这些都要向西德学习。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在体制上西德就被东德统一了。但这种情况也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在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下，这样一些情况一旦出现，老百姓是很难接受的。包括延长退休年龄、紧缩债务在内的很多措施已经引发抗议，比如说在希腊，欧盟要求它紧缩债务，一紧缩就引发抗议，闹得不可开交。第三种方案，就是强行大规模削减福利，在西德引发的反应会比现在在希腊要激烈十倍，西德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动荡。正常情况下，东德不可能统一西德，但一旦西德发生大乱，出现不可控的状态，东德用非正常手段统一西德并不是不可设想的。我问莫德罗，假如真的出现了这种状况，一个极右派会怎么看？他说不知道。我说，你作为一个左派，是怎么看这种可能的。因为如果这样演变的话，那显然是东德战胜了西德。但这能说是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这能说是儒家文明诞生了西方文明吗？照我说，这就是不折不扣的18世纪的资本主义打败了21世纪的资本主义，血汗工厂打败了福利国家。这种现象右派赞成不赞成我不知道，作为左派，你能赞成吗？莫德罗先生很诚恳，他说他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就一直说肯定不可能这样。我最后和他说，我只是讲了一个寓言，这个寓言叫“昂纳克寓言”。因为这个寓言并没有发生，所以它只是一个寓言。这个寓言在德国没有发生，但是在德国以外的地方是不是也不可能发生呢？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刚才讲了三种方案，特朗普实际上正常在做的就是第一种。他就是想要竖起一道柏林墙，至于能不能成功，我就不知道了。　 0.7 左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肯定出现赤字财政 上面说的是国际经济平等层面的问题。在国家层面，我们知道，现在西方很多国家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国家能力危机。弗朗西斯•福山二十五年前曾经很乐观，但是他现在忧心忡忡，认为西方国家出现了国家能力危机，就是说，有很多事情国家想办但是办不成。他到中国来，很羡慕中国，认为中国具备超强的国家能力。所以他说，民主制度还是很可贵的，但是如果不能解决国家能力的问题，将面临严重的局面。在我看来，国家能力无非就是两个含义。一个是制度，就是说你这个制度是让你这个国家做得成事情，或者做不成事情。第二个含义，就是财政。不管你是专制制度还是民主制度，你要做事都是要有财力的。如果说它们以前是民主制度，现在也是民主制度，在制度上没有变化，但是在财力这个问题上变化很大。现在西方各国普遍都是债台高筑，债务危机非常严重，因为给老百姓提供的福利太多了。它们的债务负担是刚性的，没办法维持。债务问题怎么来的？讲得简单一点，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左右两派马上斗得不可开交。左派说，都是因为你们右派讲自由太多，尤其是金融过度自由化，过度发放房贷，最终造成资金链断裂。右派说，为什么会有次贷，就是因为你政府想让穷人买房子，用降低首付的方式实行一种超级福利制度；欧洲福利制度使穷人有房住，你美国还不满足，要让穷人不但有房住，还要鼓励他们也当房主，最终引发次贷危机。争论的结果还是，左派认为自由搞得太多，右派认为福利搞得太多。2009年，我参加过一次会议，当时我提出，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我说你们左右派在这里争得不亦乐乎，但实际上问题至少是你们共同造成的。道理很简单，为什么你们的国家财政会形成那么大的一个债务窟窿呢？按照左派的理论应该实行高福利、高税收，按照右派的理论应该实行低税收、低福利。无论是低税收、低福利还是高税收、高福利，理论上讲各有利弊，但是都不应该造成债务负担。实行高税收、高福利，你可以说是福利国家养懒汉；实行低税收、低福利，你可以说贫富分化很严重。但是债务窟窿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你不管是高税收、高福利还是低税收低福利，财政都是可以平衡的。讲得简单点，就是有多少税收，就搞多少福利。左派上台，你想搞高福利，你就必须搞高税收。右派上台，你想减税，首先要减福利。可是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你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西方民主国家的老百姓对左派和右派的主张都是只喜欢一半的。他们为什么会选左派呢？因为喜欢高福利。但是他们不喜欢高税收。所以左派上台，提高福利很容易，提高税收就比较困难。为什么老百姓会愿意选右派呢？因为右派可以给他们减税。但是老百姓喜欢减税，并不喜欢减福利。所以，右派上台减税很容易，但减福利很困难。那好了，左派上台福利增加，但税收增加的不多；右派上台税收减少，但福利减少的不多。这样，债务不是就越来越多了吗？如果只有左派或者只有右派一家当权，也不会造成这种局面。不管是高福利、高税收还是低福利低税收，都不会这样。从源头上讲，为什么左派右派的主张会造成这种结果？很简单，民主制度下，左派右派互相竞争，都要讨好老百姓，那结果当然就是这样。要取消这一点 ，除非左派右派不再讨好老百姓了。但不再讨好老百姓的话，还是民主制度吗？不是了。比如说，假如左派右派都要讨好皇上，因为皇上总是既喜欢收费又不愿意承担责任，所以假如左派说皇上就应该横征暴敛，那么皇上肯定很高兴；假如右派说皇上就应该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让他们自生自灭，不必为他们太操劳而影响健康，那皇上也会很高兴。但是你只要搞了民主，你就不能这样。倒不是说左派没有良心，在那种民主体制下，因为左派的手段要能实现，你就必须有多数的支持，右派的主张也一样。通常我们说，劳苦大众支持左派，一小撮富人支持右派，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民主选举中，右派怎么得到多数票的支持呢？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肯定就会出现赤字财政。假如说民主制度从来就是这样，从来就会造成赤字财政，为什么还能延续两百年，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呢？为什么以前会取得非常大的成功，为什么以前不是这样呢？既想要最多的自由，又想要最多的福利，我把这种诉求叫做“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0.8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能力会因债务不可控而恶化 什么是最好的政府？右派说，最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意思就是说这样的政府能给老百姓最多的自由。左派说，服务最多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意思是说这样的政府能给老百姓最多的福利。其实我说，最好的政府是政府既不征税，又可以实现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左派右派都满意，自由最多，福利也最多。可惜这样的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不可能的。以前的民主国家为什么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债务问题？很简单，就是以前在全球化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在一个孤立国家的财政系统内部，“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不可行性是很容易被国民认识的。讲得简单一点，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既不想交税，又想高福利，那很快就会使国家财政破产。国家财政破产，就会乱印钱，乱印钱就会发生恶性通货膨胀，老百姓就会觉得这不行了。老百姓觉得这不行了，那么不管你是降低福利还是增加税收，老百姓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老百姓，你不能说他们个个都是全知全能的精英，但也不是傻瓜，不会不撞南墙不回头。出现问题，他们体会到了，是会改的。就希腊而言，我们现在说希腊人又想要福利又不愿意交税，实际上他们加入欧盟之前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但当时不那么严重。为什么不那么严重？因为以前他们没有加入欧元区，是要自己发行货币的，这个货币就是德拉克马。历史上德拉克马曾经多次贬值，一贬值就是通货膨胀，希腊老百姓就知道，这么玩是玩不下去的。可是他们自从加入欧盟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大家知道入欧以后他们用欧元，欧元是不会有通货膨胀的。所以他们不管借了多少债，都不会再有通货膨胀的问题了，他们就感觉不到债务问题的严重性。这样，全球化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使一个国家的财政会通过经济的一体化向全球无限制透支，导致债务窟窿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会被掩盖住，使得人们遏制“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种诉求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弱。希腊是一个小的例子。大的例子当然就是美国。美国的国债多，这还是次要的，美国的贸易逆差实际上也是负债的标志。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它买的多卖的少。它买东西时给你一笔美元，它这笔美元其实就是它欠你的账。你拿了美元之后不再买商品，那不就是废纸吗?其实就等于是他欠你的。你拿了美元不去用，还有贬值的风险，那么避免贬值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买美国的国债，美债最安全，而且收益率最高。这个问题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谓国家能力会因国家财政不可控的债务状况而恶化。那么好了，你可以说全球化导致了一个国家会向全球透支，但是你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因为透支的本质是借钱，而不是抢钱——如果是抢钱就不会有债务，因为抢来的钱是不用还的。而且，抢钱需要有霸权，但对借钱来讲，霸权是不管用的。因为借钱的前提是别人愿意借给你，美国这样的国家不去借钱，对方还会着急，还就是愿意借给美国。美国不去借钱，对方还不高兴。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全球化过程还有另外一极。刚才已经讲了，美国这种体制下，它的老百姓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但是在全球化的另一极，也有一些左派和右派，他们的主张都是从西方来的，但是他们的左派和右派玩游戏的平台和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但在全球化的另一极，那里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政府，这一点和西方不一样。那么由于那里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政府，所以那里就不存在老百姓既要福利又不想交税的情况。恰恰相反，那里的政府想征多少税就征多少税，它给一点福利，你老百姓就要感恩，如果不给，老百姓也不能问政府要。这样，政府手中的钱就会越来越多。全球化就在这两极中形成了严重的互动。结果就是，一方的政府越来越穷，另一方的政府越来越富。但一方的政府越来越穷，不见得它的老百姓越来越穷；另一方的政府越来越富，不见得它的老百姓也越来越富。完全是两回事。 09.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世界的命运 有些人说，这二十多年来的全球一体化带来了一个趋同化的趋势。就是说，我们现在搞的其实不是纯粹的计划经济了，而它们也没有人说，它们搞的就是纯粹的市场经济。如果要讲计划的作用、市场的作用，任何国家都有这样两种作用。如果要讲社会保障和经济效率，也没有任何国家说可以只要一样。但，是不是这两种国家就是一样的了？其实不是的。不但不一样，而且还越来越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市场经济在世界上某些国家那里，意味着政府权力不减，但推卸福利责任；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要维护老百姓的福利。因此这两种体制表面上看趋同，但实际上完全相反的。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使这种两种相反的特征都在不断强化。在一极，造成它们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小，但是责任越来越大；在另一极，造成它们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但是责任越来越小。这样下去肯定要出问题。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我觉得也是很难逆转的。但是这里的确有一个全球化到底是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良币驱逐劣的问题。全球化从理论上讲应该给所有人都带来好处，也的确给我们中国带来了好处。我这里讲的好处不只是说全球化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我们在体制上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至少在改革三十年以后，我们中国人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从纵向的角度看都比过去进步了很多。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西方的工会制度、福利制度出现了一定的衰败。我们中国人是把这些事情当作西方人的笑话看，还是把它们看作对我们也是一种威胁呢？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如果我们说，以前我们中国改革决定的是中国的命运的话，那么现在，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决定着全球化到底是趋向于一种良性的进步，还是趋向于劣币驱逐良币。

来源：秦晖 问渠笔谈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2001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3000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琅珰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做“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我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就渐渐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稳重、深沉、善良”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党，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法，改变沙皇专制。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同志，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革”，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1900年相比，俄国煤产量增长121%，棉花加工量增长62%，出口总额增长112%，国民收入增长78.8%。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主党分裂派系林立，以往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则彻底一分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投诚”，从思想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的“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1917年２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社会革命并不以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 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可笑的。 但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极右的震荡”。 从起码的公平观点来看，我们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后，几十年后再由少数人瓜分这些“公有”财产成为私产。或许过上几百年，大部分人会忘记财产被“公有”的事，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忘记。即使从目前的贪污、外逃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产来看，这批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数额相当庞大。几乎每一个厂长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在转制和加薪中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队伍之外。很难想像这样的私有化将是稳定的，也很难想像在私有化后能够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东欧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性较差的，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经济低迷的时间都长，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程度较好的东欧系列国家，经济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国走向哪条道路至关重要。 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证收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本文作于2004年）

来源：原创 在河洲 名人档案 香港大学SPACE学院常务副院长刘宁荣教授撰文，就本次疫情，谈了自己的看法：1、庚子鼠年以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力，开始了这一场天灾，但这也是一场人祸。如果武汉提前三个星期开始狙击这一病毒，仅中国受感染的数目就可以减少95%。如果武汉封城之后欧美各国不会如此傲慢，而是积极合作应对，今天的欧洲和美国或许就不会面对这样的人道危机！2、在全球面临这样的大灾难面前，我们看到的是自私与自大、嘲讽与指责、恐惧与推卸，甚至阴谋论甚嚣尘上，代替了理性的思考和应有的反思。面对这样的世纪疫情大流行的恐惧，我们缺乏的远非控制疫情的疫苗！3、新冠肺炎也成了阴谋论的温床。一个月内，有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毒之说”，有美国驻武汉领事馆留下八个可疑生化毒物箱的“种毒之说”，有美国参议员柯顿指控毒源来自大陆生化实验室的“放毒之说”，有武汉军运会期间美国兵“播毒之说”。我总觉得人性虽恶，但人类的恶行还不至于如此匪夷所思。4、疫情刚爆发时，有不少人总在那里质问，美国每年季节性流感死了成千上万人，无人恐慌。如今纽约成为另一个武汉，大家应该可以明白每年在美国发生的季节性流感和新冠肺炎之间的根本不同。5、欧美各国，根本不把新冠病毒当回事，认为新冠病毒不只属于亚洲人，他们原先冷眼旁观，以为白种人可以刀枪不入，最终酿成今日欧美各国沦陷的惨痛教训。即便全球最顶尖的传染病专家对病毒都缺乏足够的认识，束手无策，无法预见其发展方向，至多只能依靠模型做出推算。当时，内地最顶尖的传染病专家都不认为这次疫情比“非典”严重。管轶教授是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最早发出疫情将失控的警告。6、我们的见识受限于我们的生活经历和环境，获取全面的信息就变得至关重要。不幸的是我们因防火墙无法获得客观的信息，因处在同温层里拒绝不同的信息，更不要说我们因缺乏透明度难以接收真实的信息。7、从中国最早处理新冠肺炎的不当做法，到世卫迟迟未对全球发出最高级别的警告，到欧美各国的迟缓应对行动，都和缺乏透明度有关联。这次疫情如此迅猛扩散的第一责任人当然是武汉当局、湖北当局，他们对公众隐瞒信息甚至掩盖真相，引发了民众的不信任，国际社会不少人甚至怀疑中国的死亡率造假。8、中国最为受伤的就是因封锁和隐瞒信息，导致疫情的控制受到延误，遭到国际社会诟病、排斥和指责。武汉封城之后，中国的经济和民生受到重创的举措和牺牲也因此大打折扣，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其实刚刚浮现。9、美国政客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刻，颇有隔岸观火的看客心态。特朗普以为关闭了来往中国的航线，切断了来自中国的人流就万事大吉了。在疫情终于席卷美国之后，他也是不断大事化小，尽量降低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10、除了刻意隐瞒信息，还有虚假资讯泛滥。在任何一场公共危机发生的时候，政府是不可能靠屏蔽信息来阻止危机的蔓延。恰恰相反，这只会造成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即便在上个世纪的苏联时代，对切尔诺贝利核泄露的隐瞒最终给人类带来了一场世纪大灾难，更何况我们已经身处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11、各国抗疫的做法离不开其体制、文化、历史等因素。在中国，一声令下，举国体制立马见效，整个国家有如一部机器，全力抗灾，所有其它事情都要靠边站。事实证明，这样的牺牲确实巨大，但这一抗疫历史上未曾经历过的举措，一座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被封城两个月的战略最终是奏效的。12、中国的牺牲阻止了疫情蔓延，可歌可泣。即便如此，可圈可点之处也多如牛毛，野蛮作业的现象也并非个别。13、新加坡从“重灾区”到“模范生”，表面上看去似乎选择了“佛系”的抗疫策略，曾引来不少怀疑、甚至嘲笑。新加坡防疫成功是有原因的，其策略可以概括为：最快反应、最早防范、最有系统、最严惩罚、最少折腾、最缺恐慌。韩国这次的抗疫模式在西方更是受到肯定，韩国的经验可以归结为：早干预、早准备、早检测、早跟踪、早隔离、早观察。14、现在中国不准外国人入境，这是因为中国不能再冒第二次疫情失控的风险，于情于理都不是自私自利。同样，疫情爆发初期，香港、新加坡、意大利、美国等地对中国人封关、撤侨也是同理。而对中国最早锁国的是朝鲜、俄罗斯、越南等国！15、在疫情袭击的恐惧中，我们更不可以幸灾乐祸地嘲笑别人的行为，透过渲染别国的疫情失控来展现自己的英明和伟大，而忘记了自己并没有走出险境。美国和意大利的报纸上密密麻麻的讣告，看去令人悲伤和沉重，恰恰彰显了人性的一面。16、在这次疫情中最常听到的一个字就是甩锅，这场“甩锅大战”从武汉封城的那一刻开始就不断上演，从当地的医疗机构，到各级政府官员，到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大家都在问，疫情失控和蔓延的责任在谁？17、几乎每天陪同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的美国传染病首席专家福西不谄媚权贵，不介意道出与他旁边的总统立场不同的看法，其独立的专业精神不受政治的左右，但他的专业判断也同样被美国总统束之高阁。特朗普本人就是一个阴谋论者。他同样不信任主流媒体，不停地和主流媒体在白宫记者会上唇枪舌剑，甚至当众侮辱记者。特朗普也不重视来自情报机关的报告，警告疫情的严重性被中国低估和隐瞒，以及疫情将会蔓延全球。白宫领导无方，政府官僚作风，导致美国失去了疫情防控的黄金30天。18、而疫情在美国开始蔓延后，这场“甩锅”大战竟然也蔓延到国际社会，中美两国爆发了令人捧腹的唇枪舌战。中国外交部的新任发言人在推特上怀疑美军在武汉播毒，特朗普亲自上阵，恶意地称新冠肺炎为“中国病毒”。病毒起源地的争论凸显了各方意图透过“甩锅”来推卸应有的责任，其实起源地何罪之有？连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的时候，不仅感慨美国失去了领导世界战疫的能力，而且惊叹这两个世界大国竟然可以如此低水平地进行“口水战”。19、从亚洲到欧洲到美洲，昔日繁忙的大都会因这场疫情，生活已经停顿。这场疫情不仅暴露了我们制度的缺陷、系统的脆弱、和人性的罪恶，全球已经跌入新一轮的金融市场大动荡和全球经济大衰退，但不幸的是，我们不仅没有进行反思，却依旧在那里自我陶醉和自我撕裂！20、西方也常常从固有的认知出发，用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封城”行动。在这场抗疫中，与东亚各地在武汉“封城”之后迅速进入作战状态完全不同，欧美各国不仅负面看待中国的“封城”行动，而且没有从中国的“封城”行动中嗅出危机的严重程度。21、这让我们再次活生生地看到了傲慢与无知，欧美各国普遍将最初在武汉出现的新病毒归结为黄种人的病。特朗普的傲慢与自大终于在疫情横扫美国之后，被迫承认美国将面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要惨重的死亡。22、自媒体vs主流媒体（赞美vs批评）：在疫情的报道上，中国的主力军是自媒体，不管是赞歌，还是批评，自媒体带有更多的主观性和情绪性。而在许多其它地方，报道疫情的主力是主流媒体，力求客观。特别是美国媒体，其角色是监督政府，且喜欢监督全世界的政府，多数又是自由主义倾向，所以特朗普也反感美国主流媒体。23、在欧洲成为重灾区之后，德国的死亡率却一直很低，这或许与日耳曼民族的自律有关。在亚洲处于恐慌的时候，日本并没有跟随中国封城、没有跟随韩国大面积检测，但也没有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失控，这或许与大和民族的自律和生活习惯有关。如果将抗疫简单地看成是中国体制的胜利，那么韩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又是何种体制？24、纽约在中央公园、体育场迅速建起方舟医院，并加快对受感染疑似人员的检测。来自全美的六万多名医务人员主动报名成为自愿者，自发前往纽约支援人手不足的医院，“捷蓝”航空免费载送这些医护人员“上战场”，酒店免费提供住宿，企业慷慨捐赠急需的防护用品和医疗设备，但没有企业对这些行动发稿、做公关、高调宣传。即便美国总统面对新冠肺炎的反应丑态百出，但这个国家所幸不是一个人说的算，受疫情影响最大的纽约州、加州、华盛顿州都不理睬他的狂言妄语。25、在全球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时，我们需要理性地思考人类的失误和失败，而非指责和推卸。这场大灾难离落幕之日还有漫漫长路，但这场天灾与人祸也给人类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反思机会。在这场疫情结束之后，或许全球终将明白这不是“中国病毒”，是各国必须共同面对的“世界病毒”。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全球的视野和全球的胸怀，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合作去共同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庚子年常常是灾难之年，但或许也是转折之年。在新冠病毒横扫全球之后，这不应该是我们重拾孤立的时刻，而是通向一个不一样的全球化新时代的新起点。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 路艳霞 2020-04-02 20:45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武汉封城以来，武汉大学教授、文化史名家冯天瑜驻足武汉家中，他静心阅读、思考，修订近作《中华文化生态论纲》校样，并在书首写下“谨以本书敬献封城两月的武汉父老乡亲”。日前，冯天瑜先生接受了本端记者独家专访。 记者：“封城”期间冯先生读什么书？ 冯天瑜：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人类面临一次严峻的生态危机，其对国际社会冲击力之巨大，为二战结束后七十余年所仅见。而疫情及抗疫之战又给我们以诸多启示，所谓忧患启哲思。机缘巧合，此间我正在修订新作《中华文化生态论纲》校样，三个月来围绕“文化生态”论题阅览，重读了中外典籍，涉猎《诗经》《周易》《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明夷待访录》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人类简史》《历史的教训》《罗马家俱乐部》《寂静的春天》等篇什，形成“大疫期间议生态”“上医医国”“商贾救亡”“采风与诗谏”“勿入修昔底德陷阱”等议题。 记者：您说阅读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有不少体悟，能谈谈吗？ 冯天瑜：浏览唐初“药王”孙思邈的医药学名著《备急千金要方》，确有入山探宝的感觉，书中尤其开人神智的金句是：“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其出典《国语·晋语》对“上医医国”题旨有具体铺陈：上等医生不仅为人疗疾，还应医治国家的病患。近人孙中山、鲁迅、契诃夫等是医国之上医；今次悲壮的抗疫之战中，涌现钟南山等一批由治病、医人进而医国的医者。这些古今“上医”值得我们效法。 记者：您读古近史籍，引出《商贾救亡》《“采风”与“诗谏”》二题，很有意思。 冯天瑜：《左传》载春秋商人弦高救郑，抗日战争史著载卢作孚及民生公司抗日救亡壮举，联想到这次抗疫民营企业家的卓异表现，对商人的历史功能有进一步认识。古今史事有助于我们走出“重本抑末”、贬斥商人的故套，并使近年一度出现的“民企下课”论调不攻自破。 鲁迅说：“读经不如读史。”历史的具体演进将许多经典道理实实在在地展开，教训不言自明。读《诗经·国风》《左传》《战国策·齐策》，引出《“采风”与“诗谏”》一题，领悟广开言路的重要性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历史教训。《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诚哉斯言。 我阅读关于生态问题的域外典籍，如《人类简史》《历史的教训》《寂静的春天》等，对文化生态问题有新的体会。 记者：3月中旬以来，北京阅读季、深圳读书月两大阅读推广品牌联手，推出“共读一本书 点亮南北城”名家线上分享活动。您抱病在线上作近两小时讲座，有京、深两地上百个书店、读书会的微信读者群同步收听，反响热烈。您对这一读书活动有何评价？ 冯天瑜：这种由出版界、图书界组织的活动，用互联网把学者与阅读者联系起来，就同一主题、同一组典籍展开研讨，相互切磋，交流心得，使读书活动向深广度拓展。我听杨天石先生的讲座，内容精当、新颖，与读者的讨论也生动多趣。这样的读书活动持续下去，必有可观成效。 记者：在武汉封城前一周，冯先生拿到近年撰写的《中华文化生态论纲》校样，封城期间修订，并在书首写下“谨以本书敬献封城两月的武汉父老乡亲”。可见这次疫情对您的文化生态研究有新的启发。 冯天瑜：的确如此。近代武汉有过两次封城，一是太平军进攻时清方封武昌城，二是北伐战争时吴佩孚北洋军封武昌城。但这两次军事性封城规模有限（仅三镇之一的武昌）。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1月23日武汉三镇封城，一座千万人口级的特大城市因生态问题封城两个多月，堪称史无前例。这使我们对生态问题的重要性、严峻性有了新的认识，拙著《中华文化生态论纲》的题旨因此得以深化 。 从1980年开始，我致力于文化史研习，40年来一直把文化生态作为重要切入口。文化史不限于个别文化英雄的生平记述，决非帝王将相的家谱，而是亿万庶众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的创造性“共业”。1990年出版的《中华文化史》，上编“中华文化生态”即论此。以后又在几种论著中继续讨论文化生态，但始终意犹未尽。 近几年我得两场大病，数度垂危，抢救过来后，觉得来日无多，要抓紧深究此题，至2019年下半年，草成《中华文化生态论纲》，从地理环境、人类经济活动、社会制度三个层面考析中国文化生态的历史演进。因为我认为文化生态问题不仅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括人的社会关系，是“天人”与“人文”的结合。而修订校样之际，恰逢封城抗疫，风云际会，引得浮想联翩，书稿中留下此类心印，待日后书出，请诸君批评指正。 记者：您长期生活在武汉，又是这次疫情亲历者，您对以后武汉的重振复兴有何展望？ 冯天瑜：抗战胜利时我3岁，随父母来武汉。对于这座居留70余年的城市，充满深厚的情感。对经历大疫的武汉的复兴，我抱有充分信心。武汉乃九省通衢，具备上佳的自然禀赋和雄厚的经济、文化底蕴。拙著《张之洞评传》《辛亥首义史》详论于此。将武汉置之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考察，其区位优势都非常突出，早在清代，美国、日本都将武汉称为“东洋芝加哥”，此非虚誉。汉口外贸曾“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武汉工商业名列全国前茅。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到21世纪，武汉突飞猛进。这里还是全国最大的高等教育基地之一，大学生数量超过百万，居全国第一，也即世界第一。武汉人民勤劳、智慧，善于学习，富有创造力。诸多因素，决定了武汉一定可以再度崛起，重现辉煌。 记 者：在您看来，疫情的世界性蔓延，对“全球化”发生何种影响？ 冯天瑜：疫情的世界性蔓延，是十分严重的事态，正如一些科学家和政治家所预测，这是二战结束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各国用“封城”以至“封国”应对之，这势必令全球化空前遇挫，各国、各地区的自我封闭将成为一种走势。而新冠病毒的变异性、顽固性将导致疫情较长时段演绎，加之各种次生灾害，将在数年间危及经济活动，并影响国际政治，故不可对形势盲目乐观，我们更当未雨绸缪。 有论者认为，“全球化”萎缩，封闭主义抬头，是今后趋势。我以为，不可一叶障目。各国“封城”甚至“封国”以应对疫情，这势必令全球化受挫，孤立主义借机抬头，但这是短期现象，也将波及中期，但不会笼罩长期。因为，二战后大半个世纪形成的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传递已成惯性，如产业链各国分工，一国一地难以完成生产全过程，故经济一体的基盘大定，全球化方向不可能扭转。但各种程度的调适是会发生的，我们应当做好科学的调适。 记者：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冯先生有哪些启示？ 冯天瑜：这场疫情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可略列几项： 其一，提升国家和民众的生态意识。工业革命以后，人类中心主义及征服自然，成为主流意识，其无限膨胀，是非常危险的。上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文化生态学，对此有所反思，主张人类应从“制天”回归“顺天”，从一味征服自然的“强势人类中心主义”走向尊重自然的“弱人类中心主义”。而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给我们以教训：在利用自然之际必须顺应自然，保持生态平衡，这才是可持续发展之道。 其二，面对大疫对人类的惩戒，我们必须完善卫生保健系统。近二十年卫生保健工作有明显进展，但还须提升。时下我国医卫支出在财政总额所占份额偏低。今后应当较大幅度增加医卫投入，建立比较完善的医卫系统，既滿足常规需用，也有益于应对紧急。这是长治久安之道。 其三，此次全国军民抗疫中的“仁心侠行”应予保持与弘扬，高举人道、民主、法制旗帜，发扬南丁格尔治病救人精神，对于本国、本地区发生的灾难，充满忧患和同情，及时伸出援手，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出现灾难，也应滿怀情志，而不是以邻为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有益于社会的健康发展。

来源：经观书评 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朱天元 历史学毋庸置疑是一门以研究人作为核心的学科，无论是在历史课本还是历史著作中，我们却常常发现作为历史叙述主角的人，往往是模糊的、空洞的，历史中的人民或是等待着英雄来临，或是在乱世与灾荒中沉默地忍受，或是揭竿而起成为新的权力精英。历史学家经常以上帝视角代入到历史当中，他们制造出“人民”的概念配合着权力，但人民常常是被意识形态想象与编织的对象。那些无缘进入历史书写的人群，他们琐碎的生活常常被历史学家的笔墨与目光忽略。敏感的历史学家常常会反思自己不自觉的与上帝视角是否能够真实地反应自己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冷静的、中立的、带着必然性的，后者则是粗糙的、热切的、充满着偶然，如果历史中的人面目模糊，成为典范记忆的注脚，那么以关注个体差异与特征的历史学的生命力则将大大地打了折扣。 对于历史学者刘志伟来说，历史学的意义在于还原在具体情况下每一个具体的人。在与思想史学者孙歌的一次对谈中，他曾经如此重申走出国家权力与制度为核心的历史观，建立以个人为基点的历史观的重要性“如果历史的主体是国家，就可以演绎出我们熟悉的很多历史的论述；但如果历史的主体是人，那么我们就可以相对自由地由人的行为去建构起一个包括国家甚至一个更大范围的历史，也包括很多抽象的概念的历史。”在刘志伟的一系列研究中，我们也看见了他孜孜不倦的尝试，在大量的乡邦文献的阅读与田野调查背后，他试图追溯古代中国的中央政府如何塑造了各个区域的基层，尤其是在长期被视为帝国边陲的华南，被规训的个体又如何通过自身在本土的资源与权力讨价还价。两者之间的共谋与妥协，又是如何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制度，并深深地影响着历史与今天。 2019年刘志伟将自己多年的序跋文章结集为《借题发挥》这本小书，其中更得以见到他多年的旨趣与研究背后深切的关怀。在他关于南岭区域历史、口述史学、族群与制度的评议中，都有着他多年以来坚持的观念：以中原和中央王朝为基点的历史叙述，并不足以理解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之间的联系，更不足以理解作为多元结构的中国。在取法区域视角、个人视角与国家的平衡之间，对于生硬的概念与理论的拆解，理解中国的多元才成为一种可能。而“中国”的概念从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用自己的智慧与实践共同演绎形成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权力的回应，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由政治精英们创造的历史。历史学家们津津乐道于国家、制度、族群、思想因素的背后，是一个个生活在这些概念之中，有着欢笑与泪水、痛感与愤怒的人。

来源：我是拾遗君 武志红 来源 | 拾遗ID：shiyi201633 01 葛文耀，中国日化领军人物，曾是上海家化董事长。他前几天在微博发了一条信息：“最近，我退出了两个同年龄的群。”为什么要退群呢？“因为群里一谈到国家大事，分歧就很明显，谁也说服不了谁，所以眼不见为净。”这段时间，退群的大佬，何止是葛文耀。我所在的一个群，里面几乎都是全国知名的企业家和学者，（汗颜，除了我之外）这次因为新冠肺炎的事情，大佬们在里面争论不休，争论到最后已经不讲理了，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互骂，骂到最后开始退群或强迫对方退群：“懒得跟你们这些傻逼辩论，我退群了。”“你俩退不退群，你不退我就退。” 02 记得有一句话：“微博是用来撕逼的，微信是用来点赞的。”就是不管你在微博上发表什么，总有人过来找你撕逼理论。而不管你在微信朋友圈发表什么，得到的基本都是一片点赞。但这段时间因为“方方日记”，这个规律被打破了，很多人直接就在微信朋友圈干上了。 我认识的好几位朋友也是，有人认同“方方日记”，有人不认同“方方日记”，结果直接在朋友圈辩论上了。一开始大家都很克制，但辩着辩着就吵上了，“我竟然认识了你这样一个傻逼。”最后互删好友，不欢而散。南京大学教授丁帆总结得好：“大灾面前，价值观念的撕杀比疫情还要残酷无情。”而通过这次新冠疫情，我得到最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是：成年人最大的自律，就是克制自己去纠正别人的欲望。 03 为什么克制自己去纠正别人？我说四个理由。第一个：别以为事实与逻辑天下无敌，它们往往赢不了情绪。举个例子。我去年写了一篇Diss阴谋论的文章，一个读者留言说：“你写的文章就是一堆狗屎。”我回复问他：“你觉得哪些地方有问题，如能指出来，我非常感谢。”对方回答说：“你写得那么长，我看个开头就不想看了。”我不服气了：“那你都没看，凭什么说我写的是狗屎？”对方蛮不讲理地说：“我说是狗屎就是狗屎，你们做公号的全是狗屎。”我生气了，和他大辩起来。但最后我还是吵输了。因为对方根本不跟我讲理，他一直用下三滥的方式骂我，所以我只得闭嘴。我的心情因此坏了两天。吃一堑长一智，从此，我就很少跟人争论了。关于掐架，有一个定律——修辞定律。“就是争论一般都会发展成为掐架，最后谁会赢，不是取决于谁的观点好，而是取决于谁更会用‘修辞’。”所以，永远不要跟有些人争论，因为他会把你的智商拉到和他一个水平，然后用丰富的“修辞”打败你。 04 第二个：不要试图说服愚蠢，愚蠢不接受启蒙。李笑来举过一个例子：即使在科学发达的今天，竟然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坚信：地球是平的，不是球体的。这些人还专门成立了地平协会。想说服这些人，比登天还难。你拿着地球仪跟他说：“你看，地球是圆的吧。”对方会不屑地说：“这么假的东西都做得出来。”你为了说服他，去找宇航员在太空拍的地球照片：“喏，你看，地球是圆的吧。”哪知对方瞪着眼睛说：“你看你看，它不就是平的嘛。”遇到这样的人，你讲再多道理、摆再多事实，也一点用处都没有，他们不仅拥有自己一套自洽的逻辑，还拥有一种颠倒黑白的本事，你的证据，反会被他们占为己有。关于掐架，有一个定律——分歧倍增定律。“如果双方观点有分歧，那么每一次掐架之后，分歧都将倍增。”人真的是教不了的，你只能“教”一些即使没有你最终也能学明白的人。 05 第三个：掐架的胜负，往往取决于谁更能耗。去年我跟那位读者吵架，就整整吵了一下午，我不仅不如他会用“修辞”，也不如他那样能耗，浪费几个小时我就心疼时间了，所以最后只好偃旗息鼓。关于掐架，有一个定律——耗散定律。“一场掐架的耗散率，决定于双方的体力消耗。也就是说，一场掐架最终的胜负，往往取决于谁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巨多时间和精力，去争一个“分歧倍增”的结果，真的得不偿失。 06 第四个：得罪小人可能会遭报复。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去年因为香港暴乱事情，跟一个同事发生了争论。我朋友搞销售的，口才特别好，所以说得对方哑口无言。但对方哑口无言不代表你就赢了，对方说：“但你还是说服不了我。”没想到隔了几天，对方悄悄给领导打小报告，说我朋友在销售中吃回扣。吃回扣这种事情，本来就很难解释清楚，结果我朋友被领导大骂了一顿。关于掐架还有一个定律——小人定律。“气量小的人喜欢报复，得罪了他，他就怀恨在心，会背后玩阴的报复你。”所以千万不要跟小人争论，不管是你争赢了还是争输了，你都多了一个想报复你的人。对于这样的人不要想改变他，远离他才是上策。 07 前几天看到一个大佬感叹：“沟通很难，争辩更难，不但要求知识对等，阅历对等，更重要的是自尊也要对等。只有这些都对等了，才能有理有据、友善平和地进行辩论。”但想遇到这样的对手实在太难了，所以真的没必要因为对某件事的看法不一样，对某件事的价值观不一样，就想去“教育”别人。人与人之间终是不同的，不要强行去劝诫一个三观和认知跟你不同的人，不然不仅会无功而返，还会惹上一身骚。何必呢！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不再急着与人争辩自己的看法，逐渐明白，不是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成长大概就是，以前被人误解或看法不一样时，恨不得揪住对方衣领说个三天三夜。现在不了，如果你不能理解，那我就掉头而走。”如果你看不惯对方，不理会对方就行了，或者偷偷删除他就行了，或者以后不来往就行了，没必要花精力去“教育”他。成年人最大的自律，就是克制自己去纠正别人的欲望。— END — 本文转载自“拾遗”（ID：shiyi201633）。一个有趣、有品、有态度的文化生活微刊。

来源：高校人文界 反常识的历史叙事 ——重申中国史研究的若干命题 文 | 杨念群 我上一次来南京大学还是三十年前读研究生的时候，在南大老校区待了一个月，那是在寒冷的冬季，我觉得南大的氛围非常好，有历史文化的气息。今天我将和在场的老师同学交流一些历史研究方面的心得。大家看了标题觉得有些诧异，好像我在卖什么关子，故意要讲一套另类的历史观。 也许大家会问，所谓“常识”是支撑我们日常言行的一些知识与行为准则，好好守护这些不可或缺的东西尚且不及，为什么还要反对它呢？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先生曾写过一本书叫作《常识》，他写这本书的初衷恰恰是批评国人平常忙忙碌碌，很多时候却没有遵循文明社会公认的规则，这就是缺乏常识的表现。梁先生是从伦理和行为逻辑入手剖析国人思维的阙失，我是反其道而行之，觉得国人恰恰不知不觉陷入一些错误的历史常识之中。 我的基本观点是，这些历史常识本身应当是被质疑的，却一直支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没有人怀疑，或者有困惑而不自觉。如何反省这一现象，正是今天想和大家交流的内容。所以我演讲的副标题是“重审中国史研究的若干命题”。 ➀当下的一些“新常识” 我首先举两个例子：例一，大家都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由宗族组成的大家庭中，宗族讲究的是集体行为逻辑而非个人行为逻辑，所以它是压抑个性的。五四以来，反宗族、反族权最终成为革命的一个主题。但实际上，中国普通老百姓被允许聚族而居是从宋代以后开始的，宋代以前只有皇帝和贵族有权力组成大族，普通乡村百姓根本没资格这样做，也就不存在后来所说的宗族。所以，五四的命题非常奇怪，好像我们反对的是一套自古形成的历史知识，其实不然。反宗法、反族权已经成为我们的固有常识，这些常识需要质疑，至少我们要清楚，民间宗法制的形成并没有那么漫长的历史，而是唐宋转型以后的结果。例二，“封建”一词在没有被更准确地定义之前，却被无节制地滥用。我们要是说谁“太封建”，那意思是他太古板保守，历史事实却是，中国自秦朝以后早已没有封建制度，郡县制取代了过去的分封制，民众都是某个王朝的编户齐民。问题是，无论“封建”是否已经消失，至今“反封建”仍作为一个我们几乎能脱口而出的关键词在被滥用着，岂不是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这说明，类似“封建”之类的说法已经和旧的“封建”概念完全脱离了关系，演变成了一种叫“新常识”的东西，这种“新常识”和历史真实无关，却在现实生活中支配着我们对历史的认识。那么，我们是依靠哪些“新常识”活在当下呢？首先，我们总是习惯“进化论”的无处不在。历史永远像直线一样向前奔流，我们不打算停下来看一看。有人认为“历”和“史”联系在一起是一个近代才有的概念，“历史”连在一起用，就变成了一个新词，成为一个强调时间流程的概念。其实除此之外，“历史”还应该有一个空间扩张与伸缩的过程，但“空间的历史”在“时间的历史”压抑下消失了，或者说成了“时间”的奴隶，这就是因为我们习惯用向前走不回头的方式看待任何事情的变化。在西方，决定时间不断往前走的力量就是物质增长的能力，教科书中的表述叫“生产力”，它可以决定政治、社会、文化的走向，我称之为“连带一体论”。从现实就是合理的角度看， “连带一体论”不是没有道理，西方地盘不大，全是一个个小国割据一方，但它的艺术表现却以大尺度为荣，如果你去欧洲看卢浮宫等博物馆，到处都是巨大的雕塑、绘画，有的尺寸之大可以占据几面墙，让你觉得自己非常渺小，西方的文化压迫我们不仅仅是源于对物质本身的敏感，还依赖它们背后的“大尺寸”逻辑，西方疆域地盘虽小物质能量却大，以“小”博“大”是西方本身的一个重要特质。从西方回来，我有点“尺寸决定论”的感觉，中国疆域广大，文化却以小见长，处处给人细微窄小的印象，虽不时有大尺度的山水画出现，但艺术主流还是用缓慢的节奏去把玩小尺度的对象，当然小不一定就差，正如一股脑向前奔的历史观不一定就合理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以前的历史观被误解成向后看的循环论，如“黄金三代论”“文质之辩”等，与大尺度的进化论相比显得保守落伍、动作太慢，一步三回头，老是觉得过去比现在好。其次，我们看历史，总是习惯把很多现象政治化，给它们戴上从西方裁缝店里借来的帽子，比如把历史过程武断地描述成封建的、专制的、保守的，没有人理睬私人对历史有血有肉的描写和判断。因此，真正的私人写史在中国无法生存。古代的“五种生产形态”，近代的“三大高潮，八大运动”都是给历史扣上的政治帽子，没人问这顶帽子的尺寸到底合不合适。第三，我们总是习惯生活在“五四”启蒙的阴影里。比如前面提到对宗族起源的误解，“五四”以后对宗族、家庭的描述有一个从温暖到黑暗的变化，“宗族”在“五四”的叙述里变为一个完全负面的东西，《家》《雷雨》等文学作品都含有大量对宗族迫害的隐喻描写。考试与用人制度也从高效变成了腐恶。最突出的例子是《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科举常常把人逼疯是今人创造的历史想象。加上儒教没落，打倒孔家店成了时髦口号，士绅阶层最终走向溃灭。“五四”后来扮演两种不同的角色——马克思主义激进青年培养基和自由主义文艺青年起源地。最后自由主义被打败了，我们从此不可能从一种个人视角去观察历史，而是必须戴上集体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有色眼镜，旧常识与新常识无法兼容，非激进即保守，非光明即黑暗。第四，我们总是习惯从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观察近代中国的变化。最初的乡村在文人眼里是美好的，是隐居的休憩地。近代以来，介于城市和乡村间的“镇”很具文化特色（如周庄、乌镇被重新发掘，它们只是当年千百个镇的代表），之后乡村逐渐衰败，成为城市的对立面，有宜居特色的镇也逐渐消失，城市变成追逐繁华梦的地点，农民形象趋于负面。不久，这个城乡二元对立的新常识又被另一股“反常识”潮流替代。因为乡村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提供了人员和动力，“五四”以来对乡村的负面评价又一次遭到彻底逆转。我在《读书》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上海亭子间文人之病》，讲萧军在延安的境遇，上海这些大城市来的文人本来是农民的启蒙者，却反过来成为工农阶级改造的对象。毛泽东的乡村论、城市论与五四知识青年的观点完全不同。毛有一个重要的看法，那就是“上海来的青年不要把乡村看成黑暗一片，乡村是未来的中国生活、革命、理想的萌生地，你们要向工农学习”。萧军追求的是介于乡村和城市间的一种个体自由游走状态，他拒绝接受毛式的改造，最后成为一个近乎右派的角色，彻底在历史舞台上消失。我们的历史观总是把城市——乡村对立起来，然后在这两极之间不断摇摆，没有看到两者界限的模糊恰恰是近代欧洲革命的出发点和结果。 ➁新常识产生的当代根源 我刚刚举了几个例子，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到底在依靠哪些新常识活在当下，我想和大家交流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我们面对这些新常识的时候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新常识产生的根源是什么？我把它归结为“逆现代化现象”的产生与历史叙事的“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下面为大家一一做些解释。首先我们要问：什么叫“逆现代化现象”？刚刚我提到，“连带一体论”认为，只要物质生活变化了，肚子喂饱了，政治、社会、文化自然紧随着发生好的转变，这是一种直线进化的逻辑。这种逻辑在改革开放初几乎人人都信，却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遭到致命打击。按照西方理论，现代化过程本应像推土机一样，一路疯狂碾压过去，在它的巨轮下，一切旧事物被彻底粉碎实属理所应当。人们越富裕，那些过去支配生活的旧常识就被消灭得越彻底。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中国南方一些富庶地区，现代化程度越高，宗族复兴运动和求神拜庙现象就恢复得越厉害，旧常识重新获得人们青睐的可能性就越大，经济的突飞猛进恰好与传统的逆向回流并肩而行，这就是我说的“逆现代化效应”。 其次，与之相呼应，学术界产生了一种“文化中心主义”的逆反潮流，如“文化热”“国学热”“孔子热”等。这说明“逆现代化现象”出现后大家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所以想回头再看看传统有什么用，借此摆脱经济发展决定论的模式。令人遗憾的是，旧常识对新常识发起反冲击后还是找不到一个新支点，因为两者的关系不能抽象讨论，必须有强大的制度和历史分析作支撑。在当代学界，新儒家们每年都要开会，争论儒学到底是个啥，争来争去大多说的是些四六不着调的闲话，没几个人说到点子上。有人不怀好意，说国学热的副产品就是琢磨出了一种叫“开会儒学”的东西，除了有闲心开会，根本没打算解决中国问题。话是损了点，却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为了给自己挣面子，老说西方充其量是个贫血的巨人，只有坚船利炮没有人文精神，好像人家就是单靠财大气粗犯浑打架就能吃遍天下，骨子里根本没资格和国人谈什么文化，讲什么人文精神，好像这东西纯粹是中国的专利发明。口气俨然当年宋朝人打了败仗还不忘捎上辽金是番邦野人这句骂人话。 第三，“文化中心主义”的兴起涉及了儒学复兴的问题，一个途径是认为儒学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孔子化身为一个普通人，是每个人身边的孔子。到底什么是“生孔子”“死孔子”“真孔子”“假孔子”？同样涉及旧常识与新常识之间的纠缠对抗。比如李零先生解读《论语》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这句话时举了个例子，“比”是拉拉扯扯，“周”是和衷共济。北京人、东北人和上海人、江浙人比，好像比较豪放。前者喜欢说，后者斤斤计较，什么都事儿事儿的，特别矫情，特别孙子。但这种豪放，有时很可怕。他说，咱俩谁和谁呀，一下就豪放到你的钱包上了。这个路子就是把孔子放在普通人的生活脉络中，看看他到底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智慧。第四，只有把儒学看作是社会治理技术，解释才有穿透力。儒学是对调理社会有用的技术，不是娘娘腔式的没用说教。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只把儒学放在进化论的时间脉络中估算它的价值，那儒学真是没什么用，可是如果把它复原到历史空间中去检验它就会有意义，因为儒学在疆域广大的中国可以用软性的道德控制节约治理成本。第五，“儒家社会主义”“儒家宪政主义”等等说法现在很时髦，我对此不予评论，因为把儒学与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生拉硬扯在一起的人是想当帝王师，想把儒学再政治化，儒学的思想绝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政和民主，两者之间不能直接画等号。第六，“儒家民族主义”在当代的复苏和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族群冲突既有差别也有联系，儒学最早讨论民族问题依靠的是华夷之辨，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到了现在，儒学成为对抗西方张扬自身文化优势的资源，西方是远来的“夷”，我们接受了“夷”的逻辑和制度，但又在自卑与自信中不断摇摆徘徊。关于儒学有很多旧常识，也发明了许多新常识，一些新儒家喜欢从政治的角度，用民族主义的语言去解释儒学是什么，最后形成了一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类的自说自话，纯属自摸意淫，根本没人信。以上简单揭示的是新常识产生的一些当代根源。 ➂如何建立起“反常识”的历史观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建立起“反常识”的历史观呢？需要特别警惕的是，一些表面看上去反常识的观点却常常不自觉地掉入最俗套的新常识陷阱，比如美国中国学界正流行一个观点叫作“早期近代论”，大体意思是说，你们不是说中国古代是封闭落后的，完全没有近代因素吗？我还真不信这个邪，我偏要找出一些疑似的证据给你看。不能否认，他们都是一些好心的学者，拼命较着一股劲，想证明中国不比西方差，但好心也可能办坏事，我总是怀疑，这真的是一种有效的反常识办法吗？也许效果刚好相反，这类研究恰恰容易重新把我们引入西方中心论的圈套，甚至不知不觉地成了合伙人。我的问题是，我们为何偏要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寻找类似西方近代化的因子呢，这种思路对我来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常识举动。接下来我想尝试着与大家简单探讨一下什么才是我心目中的反常识叙事。我的看法是，谈反“进化论”，不是说要事事都拧着干，非要彻底把进化论打趴下不可，事实上也做不到。我们只是想在这个巨无霸叙事的笼罩之外，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较为合理的历史观作为补充。这里可以举个例子略加讨论，中国古代经典中常常会出现“文”和“质”这对概念，如果要建立起非进化论的历史观，可以从重审文质之辩入手，“文”与“质”的互动是中国古代历史观的精髓，《论语》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指事物都有内在的本质，这种本质朴实无华；“文”是外在的修饰，赏心悦目；“野”是粗陋鄙俗；“史”是精巧、文雅。“质”太多了，“文”的部分就显得粗糙，“文”太多了压过了“质”，就会显得太精巧奢靡。文质相须而用，文太多、质太多都不宜，最好把两者结合起来。历史也是在“文质”的相互消长过程中才能前进，这不是循环论，恰恰是一个螺旋上升的理论，大家千万不要低估古代人的智慧。还有一种说法，道德是“质”，礼乐是“文”，文和质相辅而行，道德太多流于刻板，礼乐太多流于奢靡，必须时时有所损益。中国社会治理靠的是礼法结合，秦朝用周礼被批过于繁琐，汉代改为黄老之治，文质和道德、礼乐之间是非常复杂的辩证关系。文质论和学风变化密切相关，明清易代后，清代皇帝和学者都认为明代学问空疏，空疏的表现就是过“文”，治学华而不实，必须向实学（质）的方面转变。清代考据之学与明季心学的关系不仅仅是思想理路的差异，还涉及士人的气质、性格，以及相关制度、礼乐的复杂转变。此外，用阶级论梳理历史变化显得非常呆板，不适合中国，中国讲究流品、品度与伦际，不是一种高低、贵贱等简单的等级划分，其中有人文品位和伦理关系作依托。钱穆先生就曾指出，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表面上看中国人阶层秩序分明，其实当中有很微妙的清浊之分，雅俗之辨。唱戏、种田和读书人同样是职业，行业与行业之间以及行业内部却有流品的差别。流品中体现出的文化韵味很难翻译成西语。流品观念在科举制度中也有反映，比如士子身份有“清流”“浊流”之分，进士及第是“清流”，秀才举人则变成“浊流”，沉淀于社会底层，但都发挥着贯穿上下教化功能的作用。在舆论界，也有人根据对时事的看法将一些士子归类为清流党的传统，对人品与政治观点的评鉴依据的也是流品观念，直至晚清也是如此。在十九世纪晚清宫廷官场政治中，甚至以是否反对洋务为清流浊流之分，表现出在舆论中进行流品划分的趋向。要想建立起具有中国本土色彩的历史观，就不能把儒学仅仅理解为中国哲学史意义上的概念体系，现在儒学多谈“理”“气”“仁”“道”是什么，但儒学的本质不在于谈玄，也不在于审美，而是一套节省制度成本的系统，所以儒学不应该为旧制度的终结负全部责任。从节约制度成本的角度看，唐宋以后的统治面临两个选择：“以吏为师”还是“以儒为师”，换句话说是采取“制度主义”的办法还是“道德主义”的办法，结果道德主义更能节省制度成本，于是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统治的基本手段。大家读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他的一个著名命题是数目字管理，他认为道德主义要不得，我们要通过西方式的制度进行程序控制，但果真如此，人岂不是变成了行尸走肉？如果人没有道德作为支撑点，他不过是机器中的零件。反道德论想完全推翻儒学在节省制度成本方面的贡献，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否则的话中国就不能成为中国了，也成为不了纯粹的西方。儒学节省制度成本的经验具体表现在，儒家讲“无讼”，讲协商，尽量少进衙门，就是因为诉讼的成本太高。审判过程不是依靠西方形式法的程序，而是“情”“理”“法”的结合，对刑事案件规定处理细节，对民事案件则完全按照人情世故加以裁断。大清律例中“律”和“例”为何要分开，“律”是规定好的法律程序，“例”是对律的灵活补充，面对某个个案在具体情境下如何处理，遵循因时而变的原则，这也是中国法律的重要特点。我们总是用西方法律标准来指斥中国没有民法，但中国的民法都包含在对“例”本身的自由选择之中，这就是“情”“理”“法”的精髓所在，未必违背法律的真精神。道德主义虽然被认为是应该摈弃的旧常识，在这点上却不应完全否定。节约制度成本的思想前提是人性本善，恶习可以通过修炼劝诫变成善习（尽管这点很难做到）。宋明理学那些布衣儒者入朝先格“君心”，再格“民心”，儒学地域化变成了一种“地方性知识”，这是我二十多年前提出的命题，这与汉代儒家鼓吹学者精英化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子。节约制度成本的社会前提是祭祖的民间化，地方宗族的产生与宗族组织权的下移有关，宋儒经此渠道把儒学价值观渗入基层社会。宋以前普通民众不能祭五代以上的祖先，朱熹认为应该让老百姓有资格祭祖，儒学通过宗族组织渗透到民间，节约制度成本的社会前提才能形成。人人拜祖使敬宗收族变得容易，民众自发学习用道德规范约束自己，这是宋儒的贡献。节约成本有官方督促、民间监控、个人觉悟等途径，乾隆皇帝曾发谕旨讲教养观，老百姓生活变好的同时，道德与思想觉悟也应提高，这是官员必须承担的责任，于是从教养入手要求经济扶持与道德训练双轨并行。节约成本的机构有乡约、宗族家族、社学、书院、社仓、义仓等，这方面有大量的研究著作，我就不仔细展开讲了。要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当代历史观，还必须拥有反制度论的意识，新常识一贯假设科举制以八股文为中心选拔人才，是个戕害人性的制度，这是极大的误解。我这几年常常为科举制辩护。我认为，科举制不仅仅是单纯的考试，还是教育制度、身份分配制度、地区代议制度的结合。大家如果有兴趣去看一些科举考试的试卷，就会发现它的厉害之处。科举共有五场，第一场是四书五经题解和试帖诗，这是一般说的八股文的范围，我们以前认为这是科举制的全部，其实还有论、表、诏诰、判和策等考试内容，诏诰是模仿皇帝的谕旨写出的文章，判是给出几个实际案子考考你如何处理。我曾经看到一道题大意是说，用保甲制度应付人口稠密的地区没有问题，但山区人口分散保甲实施困难，要求考生给出解决方案。类似这样的题目在科举试卷中非常多，比如如何治水，如何解决救灾和仓储问题等都是常被问到的题目，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难度要明显高于如今的高考试题，与我们想象中的科举制完全不一样。 最后想和大家交流的是如何看待“自治论”。在社会史研究中，有一种说法叫“皇权不下县”，现在几乎成为一个不可置疑的常识，它果真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吗？大家可能读过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我们都很熟悉费先生的双轨制理论，那就是王朝统治在县级以上是行政当家，在县级以下是乡民自治状态，乡土自治论流行了至少三十年。学界为此分成两派：一种看法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地方自治能力大大加强，导致清朝的垮台和革命的兴起，美国的孔飞力、魏斐德，日本的重田德、森正夫、岸本美绪、沟口雄三等教授都认为清朝有一个自治能力很强的地方社会。另一种观点恰恰相反，认为晚清同治中兴导致国家力量大大加强，洋务运动之后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借助现代化的推进迅速增长，向地方渗透的行政能力日益增强，自治秩序也随之彻底崩溃，遂有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发生，最著名的就是杜赞奇的观点。但是国家力量到底在什么意义上加强了，地方到底能自治到什么样的程度，大家始终争论不休，我个人比较倾向第二种观点。明代里甲制的实行比较系统，但在一条鞭法实施后趋于崩溃，民众交税用自封投柜法交纳白银，无须从事实际劳役，银子转化为可交易的东西，国家通过银子去购买雇工。在这个过程中，收税权从里长甲长等乡绅逐步收归县官胥吏之手，这是国家重新控制地方的最重要转折。同时也说明无限夸大地方自治的作用是有偏差的，这对费孝通先生的双轨制等新常识构成了挑战。我的结论是：新常识与旧常识在不断冲突互动过程中有可能实现相互转化，反常识不是要构成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也不是单纯想要对抗以往的历史观，摆出一副不屑的叛逆姿态。反常识中的“反”是对应的意思，即对已构成我们生活常识的那部分历史观提出商榷和修正，想办法克服一种刻板僵化的认识，激活一些鲜灵的思想。既然是对应，不是对抗，那么，反常识的历史观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也可能会变成一种僵化的常识，受到批判和摒弃，这正是我期许的，历史学之所以丰富和有趣恰恰是在不断相互替代的过程中不断进步。在人文领域里，任何有益的观点都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不存在最终的权威。我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杜尚专展里曾经读到一句话，这句话对我的启发非常大，杜尚说：“‘品味’无所谓好与坏，因为对一些人是‘好’的，对另外一些人却是‘坏’的，最关键的本质是，它总是一种‘品味’。”我以此勉励自己，也希望大家有勇气去探索一种被误认为不合理、不合主流的异端观点，因为它总是一种品味，这是现代艺术探索的真谛，也不妨移为历史研究的镜鉴。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