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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东:破译方方日记的“三大硬伤”

来源:王开东 文| 王开东 最近针对方方日记的围剿日益加剧,有网友给我发来方方三大硬伤,或者说是三大罪状。 方方日记结束了,时间会给一个公正的评价。就朋友们所说的三大罪状,帽子够大,我先纠正一个错别字,是“恕”不是“怒”。中国人更强调忠恕之道,而不是怒气冲天。有话好好说,我不妨再啰嗦几句。 第一,日记应该记载亲眼看见的东西、亲自做过的事。 在封城的日子里,方方拿起笔写每天的见闻。那时候鬼才知道方方写的是什么。每日都记一点,这就成了“日记”。因为是方方写的日记,这就成了“方方日记”,所以这个日记与我们寻常日记是不一样的。 寻常日记是我们亲眼看见、亲自参与的事件,但方方隔离在家,她记录的只能是一个封城老人家的见闻,这些见闻汇集起来,也能让我们窥见武汉当时的一些情况。 有人说方方不该写,最起码去做一个志愿者,才有资格写。你让一个65岁退休有病的老太太去做志愿者,这不是添乱是什么?方方本来就是一介书生,书生最大本领就是写写字,凭什么不让她写呢? 特殊时期,这个日记的缺点就是只能听朋友说。好在著名作家朋友圈够强大,三教九流的人都有,而且都不是泛泛而交,这正是方方日记的源头活水。如果仅仅是一个作家到处乱跑,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说不定记录的东西反而有限,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 现在普遍拿来攻击方方的是殡仪馆的手机照片,认为是方方编造。方方日记里确实写道,殡仪馆里的有很多无主人的手机。但她说得很清楚,是听医生朋友所说,并非她亲眼所见,况且她编造这个谎言没有任何价值。 当时防治疫情传染,病患家人不允许见面,病人死了直接拉到殡仪馆火化,全国各地还有大量殡仪馆人员去援助,可见当时武汉的惨烈。手机的锂电池不能燃烧,只能拿出来,大量手机被丢弃不是没有可能的。二湘公众号不插图片,所以方方日记中也没出现殡仪馆手机图片,某些人把一张到处流传的手机图片安放在方方头上指责她并不公平。 更重要的是,疫情初期谣言满天飞,到今天哪些是谣言,哪些是真相仍不可分辨,谁对初期疫情承担责任迄今还在互相推诿,你让一个隔离在家的老太太对自己写的每一句话负责考证,这也太过分了吧。 方方有写日记的权利,也有写日记的自由,把方方日记当成信史或者当成狗屁,那是读者自己的选择和认定,本质上与方方无关。方方日记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很正常。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李医生也告诫我们说,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连环球胡锡进都主张“把‘方方日记现象’也纳入进来,让它成为这个时代旋律的一个音符”,其他人还是洗洗睡吧。 第二,自己攻击特权但自身又享受特权。 方方让辅警小肖送自己侄女去机场,这被看成方方日记最大的硬伤,也是被对方狠狠抓住的把柄,并借此宣传方方反特权只是反别人特权但自己却享受特权。老百姓对特权的仇恨无以复加,对两面人的鄙视也是无以复加,这个世界上任何人只要和特权和两面人挂上钩,无不身败名裂,灰飞烟灭,所以某些人这一招确实很厉害。 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前提如果错了,一切都不存在。 首先,方方的侄女是新加坡国籍,并非中国公民。她之所以能前往新加坡,是因为新加坡政府和我国政府商定1月31号晚新加坡包机撤侨,并非借助方方特权才有机会在封城之下前往新加坡。 其次,方方让辅警小肖帮忙送她侄女不是利用特权,而是朋友的帮助。一个文联退休的老太太有啥权势?她能给一个辅警什么实在的好处?无非是一个作家,有点名气,还有一些读者朋友而已。方方让肖警官帮助,既不是下命令,也不是用公共权力做交换,就是纯粹的私人帮忙。方方之所以详细记述这件事,也就是对肖警官表示感谢,有谁享受特权之后还昭告天下生怕别人不知道的? 再次,姑妈对侄女的爱是人之常情。侄女的父亲年岁大了开不了车,武汉也打不到车。在这种情况下,方方作为姑妈,为侄女想办法是不是人之常情?换位思考,如果是你的侄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你愿不愿帮自己侄女想想办法?如果方方不给侄女想办法,她在我心里反而大打折扣,我会断定她对苍生的关爱是假的,因为她连自己的侄女都不关爱。 但另外一个问题来了,方方朋友很多,她为何请肖警官帮忙。我猜想,这里方方或许有点考量,可能觉得肖警官更懂得如何协调通行,这可能就是某些人认为的特权吧。但一个辅警的特权能有多大呢?况且肖警官开的是私家车,方方侄女又是两国政府商定的撤侨人员,需要当晚紧急辙离,并不违反封城规定,辅警身份只是使路途更顺利而已。这就是一大帮人@各个部门要追查和严惩肖警官,但人家至今还在岗位上努力工作不受影响的原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欲加之罪毕竟是加的罪、假的罪,所以无法给人治罪。 第三,选择抹黑和负能量,只为增加阅读量和人气。 方方日记何以如此风行,这个原因连方方自己也莫名惊诧。在我看来,方方日记絮絮叨叨,写的是身边人周边事,后期通过记者、医生朋友和志愿者写疫情进展和病患救治情况,表达的基本都是个体感受,但这些个体感受因为契合了疫情中的大众感受,孤立的个人经验因此变成普遍的共同经验。让很多封闭的个体认出了同类,获得了心理上的归属感。 在封城的枯寂之中,他们恍然发现,自己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自己的痛苦和挣扎是共通的,是可以被分担和理解的。因为能够被分担和理解,似乎也能被共同承担,在这种转移中自身的痛苦和焦虑似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稀释和缓解。这也许是大家追读方方日记的原因。结果就是方方被期待被追捧被塑造,但这不是方方的追求,起码不是她最初的追求,这只是意外的奖赏。毕竟在当时情况下,千钧一发,生死未卜,一个65岁生死未卜的老人还在乎什么名利吗?老实说,和方方相比,我还不算太老,但在疫情到来的初期,我已然万念俱灰,觉得能安全活下来就谢天谢地了。说什么抹黑和负能量,闭上眼睛就看不到人间惨剧了?掩耳盗铃铃就不响了?真实的东西怎么就抹黑了?批评并非总是负能量,一味歌功颂德才是绝对的负能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喜鹊对树木的作用我们看不到,啄木鸟的价值倒是有目共睹。 有人说,疫情期间最重要的是凝聚人心,鼓足士气,气可鼓不可泄,方方老是说问题,让武汉甚至全国人民泄气了,这话乍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其实,方方常常在给大众鼓气和希望,否则不可能出现数千万人不睡觉等着看日记的盛况。谁说方方不会赞美?她对医护人员的赞美不遗余力,一直到今天她还在为牺牲的医生讨一个公道,她只是不习惯赞美权贵。 但方方确实显得不知足,常常解决了一个问题,她又提出新问题,她的问题实在有点多。不过扪心自问,方方哪一个问题不是民众想要解决的问题?她哪一次不是在为民众鼓与呼?我敢说,方方可能有不少敌人,但未必有多少私敌。 前两天德国默克尔罕见发表电视讲话,在疫情期间,她不但不鼓士气,居然危言耸听:60%至70%的德国人将感染致命的新冠病毒。这老太太真疯了,不但告诫有一大半人感染,还着重强调“致命的”。直接把德国人吓得屁滚尿流,但德国人没有一个人责骂她。把歌功颂德留给后人,当下我们最需要的还是批评,凡事往坏处想。忧患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六神说,想要看岁月静好的人,不要看方方日记,一个作家不可能给我们摇篮曲。 当年我们文坛也曾出现过“歌德和缺德”之争,最后上层一锤定音。我们文化方针向来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争艳处处春!

方方日记和华生提到的“深喉”

来源:大卫工作室app 文 |写诗的大卫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方方昨天的日记,也就是倒数第2篇日记方方:所有的疑问,都无人回应(3月23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段落,提到了,武汉有一位深喉,大家知道是深喉是什么意思?这个可能不用我再废话了。 好,我们先来看看方方日记中的深喉的描述。 几天前,看过经济学家华生的几篇文章,非常有意思。他的文章中提到武汉有一位“深喉”人物。不是这位“深喉”,疫情可能会被暴露得更晚。准确地说,这位“深喉”才是真正的吹哨人。看这篇文章时,脑子里浮现出《潜伏》的画面。前几天跟朋友说,好想知道这位“深喉”是谁。朋友说,同感。这个人是可以写进小说里的。 那么我们再看看经济学家华生文章中提到的深喉是怎么写的? 武汉“深喉”30日晚上传到网上的两份文件, 使武汉与湖北方面去年12月份一手遮天的操作消息泄露,尽管被迅速删除,但已经被中疾控中心主任截获,最终导致国家卫健委的一干大员进驻武汉,一点也没有短期撤走的意思。可以想见,武汉及湖北方面主事人与责任人沮丧与震怒到达何等程度! 但麻烦的是,这位“深喉”具备了经典吹哨人的全部定义要素: 1. 他手握盖了大红公章的文件,应为较高层级的内部人士或其亲近者。 2. 他既不是像张继先医生那样向领导报告,或是像李文亮、艾芬医生那样只是在医护人员微信群内互通信息,而是直接上网向公众发布,性质极其恶劣,后果非常严重。因此,追查和严惩此人,在当时绝对可谓师出有名、名正言顺。 3. 此吹哨人是真正的“深喉”,隐蔽的极好,没有留下任何可追踪的痕迹,因此在网上一时搜寻无果。 ……而我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写过一个人。本来我真的没想到深喉这两个字,如果不是23号方方日记和华生文章提到,我想不到我曾经写过的这篇文章极有可能,是他们所说的“深喉”。 但华生文章中指的提“他手握盖了大红公章的文件,应为较高层级的内部人士或其亲近者”,但我觉得这个人,很有良知,值得敬重,但他是公开在网上发表的,也不知算不算真正的深喉? 为了防止有误,我把我这文章重新看了186遍,越看越像,怎么看怎么像。但我又害怕这是我自己的那种心理学家所说的“孕妇现象”,自己是孕妇,看到满大街都是孕妇。所以我把此文文章重新发出来,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子这个人是不是深喉? 李文亮,钟南山背后,还有两位无名英雄,这事你知道吗? 诗人大卫/ 文 武汉的疫情是有个戏剧性变化的,从早期的不会人传人到有限人传人,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把论文都在国外发表了,他还信誓旦旦的说不会人传人——国家疾控中心主任不说,世卫组织也介入了,前后两次,第一次反响不大,接着有第二次,正是这后一次,加上钟南山的发声,才彻底扭转了武汉的局势。 钟南山院士——这个工程院院士,远远不如高福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坐着高铁到武汉,然后火速赶赴北京,这才有了他面对全国民众的公开宣布:武汉发现的这个病毒,会人传人。 大家都看到了,世卫组织两次介入,有没有想过,在短短的时间内,世卫组织为什么会两次?国家最高领导出面接见。钟南山到了武汉之后,时间也很短,但他很快就判断出武汉会人传人。狠狠的打了武汉有关部门和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的脸。 大家也都知道,李文亮是英雄。他率先在微信群内向他的同事通报了人传人的信息。李文亮医生不幸去世。在全球掀起巨大波澜。他去世的当日,更是在网络上有了一场刷屏的国葬。 我们都知道李文亮、钟南山是英雄。可是你知道吗?在他们二人后面,还有两位无名英雄。我也是刚刚通过一条微信知道的,感谢网络让我们知道了很多冰层以下的东西。 这篇微信字数很短,题目就叫《无名英雄》,作者显然知道内幕,他说武汉NCP的转变,离不开两个神秘的人物,这两个人甚至可以说,在此次武汉疫情的转折中,起到了决定性的变化。 这两个人就是武汉同济医科大学77级的学生,他们的名字很喜庆:一个叫刘运国,另一个叫揭盛华。 他们两个人,仿佛就是为了拯救武汉人民而生的,就卫生系统来说,一个在最高层,一个在最基层。最高层的那个叫刘运国,刘长期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而他的同学揭盛华,则是长期“供职于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请注意,揭同学工作的,是武汉!是协和医院!!是感染科!!!虽然我不喜欢感叹号,但我依然在这里用了递进式的感叹号。不用这个不足以表达我内心的那种惊讶。 大家想一想这两个人是同学关系,随时随地可以沟通,一个是在最前线,一个是在最顶层。信息畅通无阻,而且都是第1手信息,真实,有效。如果不是这种关系的话,武汉的真实情况,报到世卫组织,那要经过多少关口,要拖多长时间?又因为他们是同学关系可以无话不说,无话不谈。这一切的巧合,就是我这个不迷信的人,也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喟:天佑武汉。 从今年的元月初起,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的揭盛华同学,就在第1线,亲身经历着疫情的发展,他把看到的情况,与世卫组织的同学刘运国,随时进行沟通。也正是鉴于此,因为这一层特殊的关系,刘运国掌握了现场的大量的真实资料,可以说武汉的情况没能瞒得过他,整个世卫组织,只有他知道武汉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所以当刘运国从WHO中国代表处获得所谓“疫情可控可防”的答复后,他知道根本就不是这样的,“遂亲自率团到京,与相关部门进行交锋谈判”——“这才有了后续的第二批专家到武汉”,以及钟院士的紧急而又及时的发声。 当我们都知道李文亮和钟南山是英雄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这背后还有无名的Heroes,李文亮和钟南山值得我们点赞,但是这两位同学我们更不要忘了对他们竖起大拇指。这两个人也不是来蹭热度。他们自己都没有发声。但,我们不能忘了他,特别是武汉人民,湖北人民。这篇文章的作者在其《无名英雄》一文中说,他也是刚刚知道这件事——“因为这两人是我家李翻译七七级的同届校友”。 该文作者还建议:“如果事后真要建一座纪念碑,碑上应该这两位同学的名字:揭盛华和刘运国。” 至于建不建纪念碑,至于有没有他们的名字,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但至少我们要知道,武汉新冠肺炎之所以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中央政府也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为我们国家赢得了非常宝贵的时间,使得现在中国的疫情控制住了。在此是要感谢“揭盛华和刘运国”这两位无名英雄的! 我敢掏一块钱跟你打赌,在看此文之前,你可能听都没听说过揭盛华这个人,据接近这个医生的朋友讲,他拒绝采访,拒绝宣传,他认为做的事,都是本份工作,是应该的。这又让我想起张文宏那句“我们不能欺负老实人”——所以,我才把这个文章,重新修整,发出来。退一万步讲,哪怕揭盛华医生没有做这个“深喉”——都值得我敬重。 这一次武汉新冠肺炎,如果说揭盛华医生,李文亮,艾芬等医生不是白衣天使,那哪类还算天使?写此文,也为了向所有一线医生,无名英雄,致敬。 不管方方,华生文章,还是诗人大卫此文中提到的深喉,是不是同一个人不重要,是不是深喉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正因为有他们存在——偶然或者必然的存在,那真是天佑武汉。天佑湖北。天佑中华。真给诗人大卫长歌当哭之感觉。 我们既要感谢这些“深喉”——其实,我更愿称他们为平凡英雄,有意或者无意中,为武汉抗疫及至世界做出了了不起的付出,——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比960万平方公里还大的希望。 这些人的良知,才是中国真正的软实力,不为难的情况下,诸君,请为这些或许永远不会露面,永远不会评上先进的无名英雄,转发一次吧。

无名英雄

来源:棚大王 文 | 王大鹏 (很久没写“公众号”了,有人以为我被封号了,其实没有,就是因为我懒。武汉疫情发生以来,想写点什么,似乎又觉得说了也没啥用,便只在微信朋友圈里跟着嘟囔了几句。今天这件事觉得不写不行了,公众号毕竟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谢谢各位,拜托转发,以慰校友,以慰人心。)  你知道第一批所谓专家到武汉调研后发表了高论:“不会人传人”。  你还知道钟南山院士来了以后马上宣布:“会人传人!”  可是没几个人知道前后变化和两位同济医科大学77级的学生有关联。 这两位一个叫刘运国,一个叫揭盛华。 刘运国长期在世卫组织工作,揭盛华则长期供职于武汉协和医院传染科。 从元月初起,协和感染科的揭盛华就始终不停在关注着疫情发展,并及时与在世卫组织的同学刘运国通报情况。当刘运国得知WHO中国代表处获得所谓“疫情可控可防”的答复后,因为有揭盛华的现场第一手材料,他知道问题严重,遂亲自率团到京,与相关部门进行交锋谈判,这才有了后续的第二批专家到汉以及钟院士的发声。 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揭盛华和刘运国,转机不会那么快出现,武汉百姓的灾难将会更大,全世界被感染的人将会更多。 因为这两人是我家李翻译七七级的同届校友,我今天才知道这件事。感谢他们,武汉百姓会记住他们。 如果事后真要建一座纪念碑,碑上应该这两位同学的名字:揭盛华和刘运国。 2020年2月13日

不要去和不思考的人争论

热荐人:刘川鄂 推荐语:资中筠女士,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著名研究员。她的看法比与我们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和骗你流量及打赏的自媒体的瞎咧咧,要可靠得多。一个现代人,享用着全球化的福利,安静读点书,自己分辨一下得失,就那么难吗? 来源:哲学之路 文| 资中筠 我观察过很多“争论”的场景,也经常被卷入争论的漩涡。发现这个现象有其“规律性”:中国式争论,其实都不是真正的争论,多数都是因为话语的对等,陷入抬杠的尴尬境地。 人与人之间一旦开始抬杠,就必然在情绪上严重升级,继而开始出言不逊。 比如有一次我谈到日本人的教养,就有一位同学大为不满,他数落我给日本人涂脂抹粉,长日本人的志气,灭中国人的威风。 我没有理他,因为我仅从他的话语中,就发现我们并不在一个平台上说话,彼此说的也不是一回事。他后来气急败坏,开始骂人了。我依然采取了不理睬的态度,直到他销声匿迹,不再挑衅。 几年后,我们偶遇,他给我带了一顶“瞧不起人”的大帽子。当时我欣然接受,并且告诉他:我真的瞧不起你,当然不是因为你的钱少,更不是因为你的车不好,而是你白长了一个脑袋,一个只知道吃饭、不知道思考的脑袋。我们之间讨论问题,既没有前提,也不会有结果。因为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也不是一个方向。彼此南辕北辙,如何讨论问题? 我历来主张,不要和不思考的人讨论问题,尤其不要和不思考的人争论什么。 思考,是交流的前提;尽管思考的层次可能会很大,但思考不思考,差异不是螺旋桨和喷气式之间的差异,而是飞机和大炮的差异。 跟一个不懂飞机的人讨论飞机,岂有共同的话题? 尽管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但是,因为见识的差异,阅读的差异,思考的差异,已经使彼此之间行若狗彘。 为什么思考很困难? 因为思考是要有付出的,付出时间大量的阅读,花费钱财增长见识,然后开动脑筋苦思冥想。 一个从来不读书的人,或读书很少的人,焉能有常规的思辨能力? 而思考的考,就有更高层次的要求了。 所以绝大多数人,并不擅长于思考。他们随波逐流,甘愿平庸,基本上被时代驱赶着生活。若不幸遇上舆论一律的时代,就更加简单了。凡事跟着感觉走,以“看齐”为天职,把“一致”当圭臬。 这样的人,非但不具备一般的思考能力,而且不具备常识。跟他们讨论人权与主权的差别,岂不是在用擀面杖捅火么? 争论问题,首先是争论的双方要有一个前提:彼此都是思考者。只有这样,才能就共同的话题展开讨论。 凡是正常的争论,比如学术争论,真理争论,争论的双方并无绝对的正确或错误。因为能争论,就必然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它好比擂台比武,一个武士,焉能跟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人打斗? 至于那些动辄就扣帽子、抡棍子的人,他们不是和你争论,而是无理取闹。对这些人,或回避、或远离、或一笑置之、或请他闭嘴。 他们其实也很可怜,自己不学习、不读书、不思考,却还想显摆显摆,刷个存在感,以表示他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也是有思想的翘楚。 比如关于朝鲜战争,就曾发生过很多争论。然而,一些对朝鲜战争不甚了解的人,一些只限于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的歌曲所熏陶的人,你和他们争论孰是孰非,岂不是赶着鸭子上架?让猪学狗叫么? 争论还需要共同的逻辑修养,跟一个不懂逻辑的人争论,几句话就必然张冠李戴了。 有一次几个朋友争论人权和主权的问题,一位朋友说:国家的权力,是人们为了自己的自由和权利更有保障,才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有一位老兄大声嚷嚷道:“没有祖国,哪有你?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居然埋汰国家,居心何在?”。 眼看着争论就要演变成一场辱骂,我建议朋友们不要再说话。因为这位老兄的几句话,在逻辑上已经有好几个议题了。这样的争论,已经毫无意义。 有人不断的偷换概念,争论早已经不是原先的话题。再说下去,就是一场无谓的争吵。 当然不是他理屈词穷,有意为之。他不懂,任何的争论,都不应该乱扯一起。 集中话题,才是讨论的基础。 可是,这样的常识,也往往被认为是强词夺理。人与人的争论,还有什么意义呢? 有些人的头脑,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定势之源正是几十年的洗脑。这样的人,只能由着他去。争论是很难动摇他的定势的,除非巨大的变革。

发哨子的人

来源:《人物》 文| 佚名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采访中,艾芬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和艾芬本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艾芬的讲述—— 前所未有的训斥 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海鲜做事的。 紧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同学发了一张微信对话截图给我,截图上写着:「最近不要去华南啊,那里蛮多人高烧……」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正在电脑上看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录了一段11秒钟的视频传给他,告诉他这是上午来我们急诊的一个病人,也是华南海鲜市场的。 当天下午4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 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你们科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一看就说,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 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 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8点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话就打来了。 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 当时,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 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 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才1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月20号,钟南山说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 外围科室 很多人担心我也是那8个人之一被叫去训诫。实际上我没有被公安局训诫,后来有好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说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但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1月9号,我下班时看见预检台一个病人对着大家咳,从那天后,我就要求他们必须给来看病的病人发口罩,一人发一个,这个时候不要节约钱,当时外面在说没有人传人,我又要在这里强调戴口罩加强防护,都是很矛盾的。 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很荒谬的。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7个人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1月3号下午,在南京路院区,泌尿外科的医生们聚集在一起回顾老主任的工作历程,参会的胡卫峰医生今年43岁,现在正在抢救;1月8号下午,南京路院区22楼,江学庆主任还组织了武汉市甲乳患者康复联欢会;1月11号早上,科室跟我汇报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感染,她应该是中心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护士,我第一时间给医务科科长打电话汇报,然后医院紧急开了会,会上指示把「两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报告改成「两肺散在感染」;1月16号最后一次周会上,一位副院长还在说:「大家都要有一点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另一位领导上台继续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后,1月17号,江学庆住院,10天后插管、上ECMO。 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 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我们一个单元,我住四十几楼,他住三十几楼,关系都很好,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就只能开会、搞医院活动时候见见面。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谁也不会特意跑去跟他说,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打听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么关系?就是个肺炎。」这个是他们科室的人告诉我的。 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虽然和李文亮同在一个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认得他,因为医院4000多号人太多了,平时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电话借急诊科的心脏按压器,说李文亮要抢救,我一听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李文亮这个事整个过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训斥之后心情不好有没有关系?这我要打个问号,因为受训的感觉我感同身受。 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  活着就是好的 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关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武汉市急诊病人的真实情况。我说你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家。他说我代表私人。我说代表个人就告诉你真话,1月21号,我们急诊科接诊1523个病人,是往常最多时的3倍,其中发烧的有655个人。 那段时间急诊科的状况,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甚至会颠覆你的所有人生观。 如果说这是打仗,急诊科就在最前线。但当时的情况是,后面的病区已经饱和了,基本上一个病人都不收,ICU也坚决不收,说里面有干净的病人,一进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断地往急诊科涌,后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诊科。病人来看病,一排队随便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完全没法下班,发热门诊和急诊也都不分了,大厅里堆满了病人,抢救室输液室里到处都是病人。 还有的病人家属来了,说要一张床,我的爸爸在汽车里面不行了,因为那时候地下车库已封,他车子也堵着开不进来。我没办法,带着人和设备跑去汽车里去,一看,人已经死了,你说是什么感受,很难受很难受。这个人就死在汽车里,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 还有一位老人,老伴刚在金银潭医院去世了,她的儿子、女儿都被感染了,在打针,照顾她的是女婿,一来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联系呼吸科给收进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个有文化有素质的人,过来跟我说谢谢医生等等的,我心里一紧,说快去,根本耽误不了了。结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谢谢虽然几秒钟,但也耽误了几秒。这句谢谢压得我很沉重。 还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监护室的时候,就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你永远见不着了。 我记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来交班,我说我们来照个相,纪念一下这个大年三十,还发了个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没有说什么祝福,这种时候,活着就是好的。 以前,你如果有一点失误,比如没有及时打针,病人都可能还去闹,现在没人了,没有人跟你吵,没有人跟你闹了,所有人都被这种突然来的打击击垮了,搞蒙了。 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属有很伤心地哭的,因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属也不会说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医生说,唉,那就快点解脱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这时候每个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 一天发热门诊门口的排队,要排5个小时。正排着一个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应该是很讲究的一个中年女性,可是没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护士、医生来去扶她。 1月30号我早上来上班,一个白发老人的儿子32岁死了,他就盯着看医生给他开死亡证明。根本没有眼泪,怎么哭?没办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个外来的打工的,没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没有确诊,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张死亡证明。 这也是我想要去呼吁一下的。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有诊断、没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的家庭一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 Read More »

方方的“哨音”与王诚的“哲学”

推荐人:李智杰 来源:扬美文化 文 | 徐景安 疫情以来,方方的封城日记受到追捧。看到王诚发起对方方的高调声讨和严重加罪,引起了我的兴趣。每当发生一个社会事件,都会引来不同的声音。但在我国的国情下,有一种来自极左的声音,惯用的套路,是把对方扣上“卖国贼”、“反革命”、“敌对势力的工具”、 “颜色革命的内应”等帽子。这已多次发生。 一、 为此,我随便看了一篇方方写的《下一个吹哨人该轮到谁?》,她说: “关于媒体记者的话题,网上议论哄哄,内容极丰富。我也顺便扯几句:中心医院的艾芬医生说,她是发哨子的人;老百姓说,李文亮医生是吹哨子的人。也就是说,这个哨子从艾芬手上,传到了李文亮手上,那么,从李文亮手上接过哨子的,应该是什么人呢? 新型病毒出现的信息,2019年的12月31日已经昭告天下。至少,我是在这一天获知的这一信息。次日,警方训诫‘八个网民’的消息,也见诸各报乃至央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哨子’被没收了。那么,接过哨子继续吹的人,应该是谁?也就是说,下一个吹哨人,该轮到了谁? 在武汉,有两大新闻传媒集团,老大当然是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老二毫无疑问是长江日报报业集团。两大集团有多少记者?我不知道。百度上说,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旗下‘拥有7报、8刊、12网站、5个移动客户端和1家出版机构、56家(独资、控股)公司,在全省17个市州建有分社(记者站),是湖北最大的新闻信息平台和外界了解湖北的重要信息窗口。’看这个架势,长报集团旗下各报刊、网站及公司,也不会少。我懒得查了。这样庞大的两个集团中,新闻记者应该人数不少吧? 新闻记者的职责和使命是什么?可能有很多,但在我的个人理解中,关注社会和民生,应该是职责和使命中最重要的一条。那么,我就想问了:新型病毒的发现,这是个爆炸性的新闻,警方训诫八个‘造谣网民’,也不是小消息。这两条都与社会和民生大大相关,记者发了消息,可有继续跟进?比方病毒是怎样发现的以及是否有感染?又或八位网民是什么人,他们为何要造谣? 对于这类事件,职业记者本该有高度的职业敏感,他们应该是接过李文亮哨子的人。但是,他们的人呢?不是常有人说,‘记者不是在现场,就是在通往现场的路上。’如果当时有记者深入调查新型病毒的始末,了解到医院的医生正在成批倒下,又或是调查出八位‘造谣网民’实则是八位医生,设若持有更高的职业精神:努力与平台沟通交涉,尽可能把自己的声音发出去,那么,结果会是怎样的?还会有武汉这么多天的惨烈现场吗?还会有湖北全省人遭封又遭弃的现象吗?以及还会引发全国各式各样的损失吗? 当然,我倒是愿意相信:无论湖北还是武汉,都有很多杰出记者。大有可能的是:他们既跟进了,也调查了,甚至也为此写了稿,却并没有被签发。又或是,他们申报了选题,根本没有被批准。如果真有这样的事,还让人有几分欣慰。只可惜,到目前为止,并没听说。唉,艾芬已经把哨子发了出去,李文亮的哨子也吹响了一声。然后,接哨的人没有了,哨音消失在两大报业集团的欢歌与笑语之中。病毒毫不留情地蔓延和扩散,医护人员有的已倒下,而我们的报纸,满是彩色,笑脸,红旗,鲜花,欢呼,一张接着一张。” 这是方方对两大媒体的批评。 我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对于党政机关报究竟担当什么角色,是一直存在争议或分歧的。我是1959年入学的,原新闻系主任王中有一种看法,认为党报既有党性,还有商品性。理由是一张党报是要老百姓花5分钱买的,就要考虑读者的需求。如果读者不愿意买报,党报所体现的党性就传播不出去。王中因此而被打成右派。 从武汉疫情来说,当发生李文亮事件后,媒体记者是完全应该调查追问的,至于是否公开发表,那可以酌处。像这样的事件可以以内参方式,向武汉市委市政府反映。如果说,当官的忙于各种事务,而记者应该更敏锐,更易深入一线进行调查。如果武汉两报对此没有任何作为,方方的批评是对的。 2008年10月14日我对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班演讲时说:“如今正规的媒体可以分为三类,大多热衷于抢新闻、抓热点,没有兴趣发掘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是三流媒体。发掘新闻、热点背后的制度、理念原因,寻求解决的办法和途径,这是二流媒体。将人们不注意的冷点变为热点,从而影响社会、推动进步,这是一流媒体。现实社会中,三流媒体是大多数,但二流的要多起来,一流的应该有。一个好的媒体,总有几个战略性的记者善于挖掘冷点,研究热点,能发表有影响力的文章和报道。问题是媒体有没有这种追求?我遇到过不少记者只满足于完成任务,谈一点有深度的问题毫无兴趣,那一辈子只能当三流记者。” 我说的“将人们不注意的冷点变为热点,从而影响社会、推动进步”,这就是现在说“哨子”。 我完全清楚,在目前的舆论环境下作为党报的难处,弄得不好要挨批评、追责任,甚至丢饭碗。这既需要担当,也需要智慧。 我说:“媒体工作者有可能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制造了一大堆无用的文字垃圾、影像垃圾,这是浪费生命;也可能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制造了一大堆有毒的垃圾,毒害人的身心,那是有害的生命。也可以花费毕生的精力去影响社会、推动进步,那是有益的生命。” 二、 我看了几篇方方的日记,觉得她的文字朴实、自然,在隔离的空间里,收集来自朋友、社会的信息,写了自己的感受。其中有二条主线,一是对防疫中存在的问题、漏洞、毛病、不足,进行抨击和批评,二是对防疫中存在的问题、漏洞、毛病、不足产生的原因追责。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我们非常希望听到来自民间真实的声音,如果我们的社会有多一些这样的信息,对改进工作,完善治理,关心民众,弥补盲点,大有好处。况且这次疫情,民众和社会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应该反省、检讨、总结、提升。 从文化工作者来讲,最基本的要分清真假、善恶、美丑、是非、对错,歌颂、弘扬、赞美有利于社会进步、关心民众福祉的人和事,揭露、批评、鞭挞社会中隐瞒真相、欺骗民众、坑害百姓的官僚、奸商、恶人。 从人的基本权益看,应该有关系自己利益,尤其是健康、生命的知情权,发言权,参与权。 从这三个方面,我看方方日记都无可指责,而且值得褒扬,反映了她作为一个作家的良知和良心,勇气和担当。正因为如此,有这么多粉丝愿意看。我想作为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和有关部门能直接听到来自民间真实的信息,也是非常有益和宝贵的。中央为什么派巡视组、调查组,就是为了从社会基层获取真实的情况,寻求真相,揭露问题,以便采取措施纠正和改错。如果中国有很多个方方,成为义务的吹哨员,这真是社会的进步,治理的改善。 三、 但是,中国社会总是有一批人,打着“爱党”、“爱国”的旗号,容不得批评的声音。当然,只要摆事实,讲道理,反批评也是正常的。可是,他们的习惯套路,就是戴高帽、打棍子、定罪名。 看北大哲学系博士王诚给方方安了多少罪名:“充当西方颜色革命的工具”,“ 境外资本集团的宠物宝贝”,“颠覆国家政权”。更有惊人之句,说方方有杀人之罪。“在这一次新冠疫情当中,武汉和湖北有近三千人不幸离世,这三千人当中,有三分之一是被新冠病毒杀死的(可能还不到),有三分之一是被西医杀死的,还有三分之一是被方方传播的恐慌、怨恨、自私等心理病毒杀死的(可能还不止)!” 王诚幸亏念的是哲学,可以以自己的思维和想象来推理定罪,其实真正的哲学抽象也是来自大量的现象,经过去伪存真的思考,发现本质,做出结论。他的哲学念歪了,竟变成了胡乱定罪。 请问王诚:方方“充当西方颜色革命的工具”,有什么证据?西方哪个国家?她与西方什么人联系?通过什么渠道?获取什么指令?方方是“ 境外资本集团的宠物宝贝”,境外哪个资本集团?获得了多少经费?通过什么途径获取?方方“颠覆国家政权”,应该是秘密进行的,怎么能以日记方式公布大众,世界上还没有以日记“颠覆国家政权”的先例!如果我们伟大的祖国,凭一本日记就能颠覆,你是张扬方方的威力,还是污蔑我们国家政权的无能?说方方运用心理病毒杀死了武汉一千人,还说“可能还不止”,这是要判方方以极刑的。王诚,你能先举一例,被方方毒害之死的,姓名、年龄、住址,死亡时间,尤其是死者与方方日记关联的医学鉴定。如果你不能举证,在网络上给方方定杀人罪,是触犯刑法的,犯有诬陷罪、诽谤罪、造谣罪和损害名誉罪。 王诚还指控方方“领取三份高薪是否涉及职务犯罪,她的五套别墅是否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方方回应道:“自己去删掉什么三份高薪五套别墅一类的话吧。这是货真价实的造谣哦! ” 王诚在回应中也不再提起。作为哲学博士应该是知识精英了,不了解事实,不掌握证据就随意给对方定罪,实在匪夷所思。这是对自己的人格和名誉不负责。 王诚是学哲学的,可对政治特别有兴趣。他对苏联解体的见解非常独特。他批评方方“别以为你投靠境外资本集团,端碗砸锅,就能像莫言一样混个诺贝尔奖。做人要讲良心,虽然你说你不是党员,不受党纪约束,但是总要讲职业道德吧。” “你就应该为这个国家做些有益的事情,而不是相反,给境外反华势力充当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马前卒,早晚把你肠子悔青,骂自己比猪还蠢。当然众多苏联的作家、老师、知识分子端碗砸锅,又傻又天真,以为搞跨了苏联就进入自由世界的天堂……”这里不仅定性方方受外国势力操纵,要故意搞跨中国,而且以这个“事实”为依据,认定是“众多苏联的作家、老师、知识分子”, 为了“进入自由世界的天堂”而“搞跨了苏联”?  苏联和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一夜崩溃,怪罪于“苏联的作家、老师、知识分子”?这些作家、老师、知识分子有这么大能耐?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那么脆弱?这是北大哲学博士的认知水平,实在太低了! 谈起逻辑来,那应该是王诚的专业和优势,但正如方方所言,王文“逻辑混乱”。王诚说:“至于说我要发动文革,简直让人笑掉大牙,再蠢的人也不会真的相信文革会再来吧,只不过是给异见者乱扣帽子罢了。”这就是说王诚对文革持否定态度。但接着又说:“文革是毛主席发动的,除他老人家,还真没有谁能发动得了。文革是好是坏,将来历史自有公论。所有的历史都有两面,你只看到戴高帽,斗地主,就觉得文革是十年浩劫,别人看到的是两弹一星、运十大飞机、核糖核酸、杂交水稻,觉得文革是伟大崇高的时代。各人眼界不一样,看到的就不一样。” 这位自称哲学家是国宝,称方方是活宝的王诚,真的你应该是个活宝。 第一、对于文革,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有定论: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王诚博士,党中央对文革是全面否定,你居然说:“文革是好是坏,将来历史自有公论。”还宣称“文革是伟大崇高的时代”。如果你是共产党员,你在公开场合反对党中央的决定,这是反党行为。 第二、你说:“所有的历史都有两面”,实在荒唐之极,日本侵华,希特勒发动二次大战,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然后说:“你只看到戴高帽,斗地主,就觉得文革是十年浩劫,别人看到的是两弹一星、运十大飞机、核糖核酸、杂交水稻”,这连事实也混淆,“两弹一星、运十大飞机、核糖核酸、杂交水稻”怎么能算是文革的成绩呢?这恰恰是文革否定建国十七年,认为十七年是贯彻了一条黑线。 第三、前面否定文革,后面又肯定文革,这是前后矛盾,连形式逻辑都不讲。哲学也白读了。 总之,王诚博士对政治、历史、哲学都一窍不通,还自称是国宝,劝别人低调。实在有损北大的名声。 被方方毒鸡汤“软埋”的武汉人… Read More »

不合时宜的思考

推荐人:荟思想 推荐语:近日读到杜骏飞教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的《不合时宜的思考》,感到在大疫当前的今天,杜教授的思考是恰合时宜的。摘取其中的部分与各位分享,让我们和杜教授一起思考。 来源:微信公号“杜课” 01 国际疫情。不要渲染邻国的不幸,因为这不能增加我们自己的幸运感。也不要讥讽邻国应对的无能,因为这不能取代我们自身的反思。 02     世界卫生组织感谢中国,是因为我们给世界留下了时间窗口。春节以来,我们确实尽力了。似乎所有人都在感谢武汉。请媒体注意:那些感谢的话语中,满含悲悯。 03     灾难面前,有两种官员值得讨论,第一种是肯作为、但是做错了的干部,第二种是不作为、只“会做官”的干部。对前者,无妨以观后效,对后者,倒是不能宽恕。  04 湖北,调整统计口径后,一天跳增确诊人数一万多例。但很多人说:这是真实数据,反而让人放心了。说真话,能维护稳定。 05 三百名记者云集武汉,一些敏感的民生问题,竟然还需要方方这样一个作家来闭门记事。可是,这些记者一定很优秀,才会被派往疫区吧? 06     世卫官员很郑重地说:迄今,我们认为只有一种药物是真正可能有效的,那就是瑞德昔韦。原文是:There is only one drug right now we think that may have real effiiacy and that is remdesivir.他的意思是,应该优先上马那些可能更快挽救生命的研究项目。但这句话在一些中文新闻稿中被“漏掉”了。这是国之大忌,也是新闻伦理之大忌。 07     疫情期间,一口气上马了两百多项新冠临床试验,一些西药试验设计,既没有坚持随机、对照,也没有使用盲法评价。还有一些药品,仅仅基于体外实验就被推向受众、推向患者。甚至,连“同情用药”的性质也不作说明。人命关天。公众病急心切,可以理解,但是——科学家要有科学家的样子,记者要有记者的样子。 08     前些天,可能是“扔下就跑”新闻读的多了,午睡时,一位博士生跑来,扔下厚厚的一本毕业论文,转身就跑。不等网民提示,我立即就惊醒了。     09     “疫情上报第一人”张继先大夫被推荐为全国劳模了。李大夫的结论也快出来了吧? 10     1942年,霍夫兰应召率领主要由心理学家组成的专家小组赴华盛顿,研究战争宣传与美军士气的问题。其中,关于论辩时是讲一面之辞还是两面都说,实验表明:与“一面提示”相比,“两面提示”对高文化水平的群体有更好的说服效果。这是新闻学专业本科生一年级所学的内容。 11     文学界不是只有方方在言说,方方的讲述真诚而日常,所以是最能被我们看见的部分。但我始终觉得,那些沉默的知识阶层,他们的沉默是另一声惊雷。 12     我对顺丰小哥汪勇这样了不起的普通人感到敬畏。摩顶放踵,宽宏坚毅,这是多好的人民。希望将来能有人拍一部电影:《公民汪勇》。 13     长江日报。我们无妨自问:设若易地而处,自己正在其位,在哪些地方可能超越长江日报,在哪些地方一定和长江日报一样?为什么? 14     昨天我对同学们说:国难来临时,你们可否重思一下各自的爱豆(偶像),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什么,他们对你一生的价值何在?是时候了,反思一代人的偶像观。是时候了,反思一个时代。 15     希望国家能为疾控医疗设立“伍连德奖”。——虽然科技进步多矣,但此次疫情治理的前期,与百年前伍连德的那一次国家疾控相比,无论是尊重专家、信息透明,还是处置及时,我们其实都还有所不如。在本质上,决定成败的,还是人和观念。 16     朱学勤说:“我怀念鲁迅,有我对自己的厌恶,常有一种苟活幸存的耻辱。日常生活的尘埃,每天都在有效地覆盖着耻辱,越积越厚,足以使你遗忘它们的存在。只有读到鲁迅,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阎连科说:“经此疫劫,让我们成为有记性的人。”记忆从不灭绝,历史自在人心。 17     早起,研究了一下“司马3忌”其人其事,原来,这样的政治角色不仅是真实存在,且属于应运而生——甚至,我们身边就有。但真正的问题是:这样的“人物”为什么会混得风生水起?… Read More »

一位高中生给“方方阿姨”的信| 以及各种相关的信

推荐人:叶大春,严春芳 推荐语:方方日记的影响力,主要由喜欢她的读者显示出来的,也由一些不喜欢甚至攻击她的人造成。有巨大争论,就产生轰动效应与现象级影响力。方方日记除了思想启蒙,还有两大功劳:给新闻以难堪与反思,说假话会被唾弃,说真话才受追捧;给文学以警醒与激励,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巴金语)仍然是文学正道,为人民写作还是能得到人民喜欢,文学的作用彰显出来了。 — 叶大春 推荐语:这几天各种给方方写信、代方方回信的版本满天飞,把我们带入了一个"信"的巷子。我倒认为,大人不要代替孩子写信,小孩不要代大人写信,提倡自己思考、自己动笔、自己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这样发自内心的信才真实。写错了还可以原谅。如果不行,还可以自己跟自己写信。老人给自己年轻的我、童年的我写信,童年、年轻的我给未来长大的我写信。 — 严春芳 来源: 犀利声 一位高中生给“方方阿姨”的信 方方阿姨您好! 语文老师说,这次全民战疫,全国人民都受到鼓舞和教育。老师让我们给伟大的湖北人民写封信,您也是湖北名人,不知写您是否合适,也不知道您算不算伟大的湖北人民之一。 网上有人说,一场疫情火了一个作家,而且是湖北作家,说的就是方方阿姨您,因为记录《方方日记》成了红人。说您是这场疫情中最大的赢家。 我是学理科的,对作家这个词接触不多,我特地百度一下作家含义,结果很失望。一个说,作家就是有使命感,用优秀作品鼓舞人、激励人的人!另一个说,作家是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 也不知他们说的对不对,您说作家是什么呢,方方阿姨? 我看您火起来的“日记”,记述的是武汉病态中的世间百相。武汉人说,方方阿姨您写的是生病中的武汉,都是身边事、身边人。我没去过现场,是真是假,我不知道,就全当是真的。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如果是假的,岂不是没了灵魂? 我注意到,大家对您日记评价有褒有贬,网上两派声音。一种力挺您,说您伟大,敢于直言,胜似当代鲁迅;一种认为您眼里只有现实中的不足,没有看到这个社会的正能量。到底谁对谁错?我这个高中生也不清楚,更不知道该站在哪边。不过,我在想,判断一个人,评价一个事,是不是要放在一个特定环境里呢?离开了环境的评价还有什么意义呢?就像我们经常从网上看到一个掐头去尾的小视频,看过后,忽然怒了,如果我们把视频完整起来看,可能,突然哭了。 方方阿姨,鲁迅诞生在一个黑暗多于光明,被压迫多于压迫,被奴役多于奴役的时代,那时候,反抗与斗争是那个时代的主流,鲁迅扛起的是那个时代的担当,是一个作家的时代使命感。 我看了您的日记,我在琢磨,今天时代已经不是那个时代,鲁迅时代的使命还是今天作家全部使命吗?在一个光明时代,作家的主要精力是多用在提振民族精气神上,还是一味地聚焦不足之处,不停地揭露和追问呢?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您肯定能。您是作家! 我们政治老师讲,任何政权都不是十全十美,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任何政治制度都不可能没有瑕疵。否则,就不会有改革和创新。作为社会一员,每个人有义务和权利监督社会,不仅是作家。但是,一个人如果满眼都是党和国家的不足,那他关注的焦点或许已经偏离了为“国家好”的初衷。老师举例说,一个人给同事提建议,说他某个方面没做好,人家会感激他,如果这个人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场合,见面就指责人家不好,这仅仅是提建议吗?方方阿姨,政治老师说的对吗?我在看您日记时,正巧一个好友打电话来,我和她说起您日记。她说,您日记是真实,但有些真实不是什么场合都能说,她打比方,说某个小姑娘家里来了客人。正当宾客兴高采烈时,小姑娘突然当着众人的面说“爸妈晚上动静太大,我一夜没睡好”。父母尴尬不?没错,小姑娘说的是事实:爸妈夜里动静大,她捂着耳朵一夜没睡。但这个场合说出来合适吗?她说,方方阿姨您的日记就是这个样子,把真实的武汉摆到世界面前:都来看看,这就是生病中的武汉呀!好友又说,您可以写可以发没问题,是不是应该有选择呀! 方方阿姨,我很气愤好友这样说您,当时还为您打抱不平。不过事后寻思,好友说的似乎也有点道理,您这样做,不等于把家里好的孬的一股脑都端到大街上了吗?遇到这么大的疫情,我们没有经历过,肯定有应对不足的地方,甚至有想不到的地方,不是一直在救援,一直在改进吗? 小时候,妈妈告诉我,家丑不可外扬,不知道方方阿姨您小时妈妈告诉过您没有?方方阿姨,您知道人最困难的时候,需要的是什么吗?不是垂头丧气,不是满眼失望,而是坚持的理由和活下去的信心。 您是一个作家呀,是灵魂工程师啊!您应该给大家信心啊!您那样做,和把“羞愧事”拿到大街上吆喝有什么区别呢?而且您老还一脸的理直气壮。 武汉病了,他们已经很低落了,当他们痛的呲牙咧嘴时,您凑过去说一句“坚持一下,医生就要来了,正在路上呢!”多好啊! 我今年十六岁了,之前对“感恩”两个字感受不深,认为父母为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哪点做不好,我还发脾气。一个偶然机会,我看到一个视频,一个人演讲,说有个孩子在家里像个小皇帝,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衣食无忧的他却经常对父母发脾气,抱怨这抱怨那。一天,他对父母大发脾气后,摔门而去,流浪街头,受冻挨饿实在忍不下去的他哀求路边餐馆老板:叔叔,行行好吧,我快饿死了!老板可怜他,给他一碗面,这个孩子狼吞虎咽吃完后,“扑通”一声给老板跪下了,说终身忘不了老板这碗面。老板把孩子扶起来,听他讲述离家出走的经过后,不但没有同情,反而怒斥道:我要是早知道这样,就不该给你这碗面,你这个孩子狼心狗肺,你父母给你做了十几年饭,没得到你一个谢字,而我给你一碗面,你就跪下了,你良心让狗吃了吗? 方方阿姨,说实话,我看到这个视频,很受震动。父母天天对我好,自己却浑然不知,还对父母说三道四,埋怨这不好、那不好,真是禽兽不如啊!我该记着父母做的饭,身上穿的衣!您说是不? 去年,国家搞了个教育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也学习了。老师问我的初心是什么?我说,就是好好上学,为家里争口气,为国家出份力。方方阿姨,你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您在家乡困难时期,肯定做了不少鼓舞武汉人民士气、提振武汉人民信心的事吧。我看网上,批评您的多是您那个年代前后出生的人,是他们忘了初心,还是您忘了初心?方方阿姨,疫情面前,您在日记里展现了武汉生病后的世间百态。 您看到了武汉人民在疫情里的不安,可是,那些勇敢逆行者您看到了吗?为了救武汉,有的千里骑车赶来家乡,有的胸前挂满救人的药包,有的一家家上门送补给……这些的这些,您都看到了吗? 您看到了武汉生病后的熬煎时刻和困难前的困惑。可是,4万多外省外市的医护人员抛弃别子义无反顾驰援武汉,您看到了吗?数万将士穿梭街头为人民服务,您看到了吗? 方方阿姨,我们不能像那些整天磕碜我们的西方国家一样,选择性地看吧。也许您看到了疫情中令人热血沸腾的逆行,也许您看到了一线无畏生死的勇士,是不是年龄大了,作家应有的激励人、鼓舞人的使命都忘了? 您是湖北人,您知道武汉在生病时最需要什么吗?是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他们多么需要一种力量支撑他们坚持下去啊!而不是陷入失望和沮丧之中。举个例子,您的某个朋友得病了,您去探望,是不是要说句“不要紧,总会好起来的”安慰话。这是一个乡下人都明白的道理呀!可您总不能说:“你这病啊,活不了几天了”,是吧? 我小时候,母亲告诉我,吃人饭,要说人话,端别人碗,要服人管。方方阿姨,您穿谁的衣,您端谁的碗?我从网上看到您曾经因为某个事发脾气,说过“大不了不当作协主席”。我看到这句话时笑了,感觉您像个孩子一样可爱。作协主席,仅仅是个职务吗? 方方阿姨,这次武汉战疫,领袖亲自指挥,举国同心协力,全民共渡难关。我在想,疫情面前,如果不是国家强有力管控、强有力救护、强有力支援、强有力保障,而是像西方某个国家那样把人民放弃了,武汉会是个什么样呢? 如果没有大家群策群力换来的良好社会秩序,生病的武汉会不会乱成一团麻?歹人会不会趁火打劫为非作歹?方方阿姨,如果真是那样,您能确保歹人不进您家门吗?您还能安静地梳理武汉的感叹吗? 方方阿姨,中国作家很多,您眼睛最亮吗?恐怕您也不这样认为。中国作家很多,您文笔最好吗?恐怕您也不这样认为。是啊,武汉生病,就您一个人看到了吗,世界就您一个明白人吗? 疫情面前,如果西方国家对我们说三道回也就罢了,因为他们兽性未改,既便他们骂我们是病夫,我们也不计较,人不能和兽计较。可是对于方方阿姨您,大家真是一点心里准备都没有啊,您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您是吃武汉粮、喝长江水活着的!年轻人不懂事,说几句自己国家怪话就当他不懂事罢了,您65岁了,怎么也与众不同呢? 我看到一个史料,不知真假,请您判断。一个叫罗稷南的曾请教伟人“如果鲁迅活到现在,他会说什么?”伟人说“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方方阿姨,伟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您能给我讲讲吗?对于一个用匕首刺破黑夜的斗士,鲁迅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如今的中国不是那时的中国,现在的中国是个光明且让大家有信心的中国,您说是吗?老师曾教导我们,一个人说话要拍胸膛,而不是拍屁股。方方阿姨,您日记写得很好,您把日记打开也没错,只是不该把所有章页都打开吧,还有啊,您日记里,是不是漏掉两个字?方方阿姨,那些喜欢您的人没错,那些不喜欢您的人也没错,到底谁错了呢?我也不知道,您是灵魂工程师,您知道的。方方阿姨,我这是第一次给别人写信,说话没轻重,我是晚辈,说错了请您多批评。我没您那么勇敢,请原谅我不署名,我怕您骂我,怕您骂我的词在百度找不到……方方阿姨,就写到这吧。窗外,雨下得好大,但天色并没有被水泡成昏黑。 我要去给妈妈做饭了,她快下班了,妈妈养我这么大,我不能不懂事。 高中生的爷爷给方女士的信 文 | 西奈山峰 来源:洛克杂谭 尊敬的方女士,你好: 我是给您写那篇《一位高中生给方方阿姨的信》的孙子的爷爷,今天怀着羞愤交加的心情给您写这封信。老朽文化不高,言语唐突之处请方女士海涵。 看完这个瘪孙子给您的信,作为他的爷爷,老朽羞愤交加。 羞的是这孙子心术不正,阴阳怪气,心肠歹毒,这跟我家教不严难脱关系。 说起来这孙子也是可怜,未出娘胎时他爸就掉茅坑喝了一肚子屎尿淹死了,没喝两口人奶他娘又被汽车撞了一下,接着被拖拉机碾了一下,又被轧路机轧了一下,最后被垃圾车吸走尸骨未存。所以这孙子是被狼奶喂大的。 最早是想树大自然直,好歹长了人胚子,长大后会多少懂点人事,总比他爹灌那一肚子大粪淹死强。可没想到孙大不由爷,这孙子灌了一肚子狼奶,那玩意的毒害竟然比他爹那肚子大粪还厉害。 愤的是,给这孙子灌狼奶是我们最信任的人,就是这孙子信里写的那些所谓的老师。 这孙子的语文老师竟然没告诉他什么是作家,以至于这孙子以为作家是专门顺鸡鸡毛放P的猴蛇,这孙子的语文老师是不是以为诺贝尔文学奖相当于优秀妓者奖? 这孙子说他是学理科的,还把西方人说成是“兽”。它的理科老师们就没告诉过他“那些数理化公式、定义、定理、定律”没有一条不是“兽”们发现的吗?而这些“兽”们之所以能够发现这些科学真理,深层原因正是他们拥有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这些不想当优秀妓者的作家呀。 更可气的是这孙子污蔑他的政治老师。他说“我们政治老师讲,任何政权都不是十全十美,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任何政治制度都不可能没有瑕疵。否则,就不会有改革和创新。作为社会一员,每个人有义务和权利监督社会,不仅是作家。” 老师说的多好。可这孙子回头就歪曲老师的话,说“但是,一个人如果满眼都是XXXX不足,那他关注的焦点或许已经偏离了为“国家好”的初衷。” 难道老师没有告诉他,有一大批拿着高薪,专门负责为人民寻找、发现、创作、传播正能量的专业人士?这个瘪孙子是要抢人家饭碗咋的?… Read More »

传承何以断裂?——邹贤敏先生访谈录

推荐人:文稿 推荐理由:非常难得的一段当代历史的记忆与反思,一位人文学者学术与教育生涯的总结。关于1957年前后中国政治历史的记述已有不少,但从包括大学本科及研究生的角度来梳理反省中国高等教育及学术传承的文献,尚不多见,弥足珍贵。 来源:香槟丛刊2020年第10期 邹贤敏,聂运伟 聂运伟:邹老师,您退休后用近十年时间书写的学术自述《思想的贫困——我的教育与学术反思》(未刊稿),我读了好几遍。与读过的诸多学术自述相比较,我觉得您的自述有着鲜明的特点,即对自己经历过的历史进行深刻、全面的反思,这一点在自述的第一段话里,就开诚布公: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本,可谓之教育与学术之魂。克尔凯郭尔有句名言:“一种人是因为要做自己而痛苦,一种人是因为不要做自己而痛苦”。要做自己才会有魂,不要做自己就会失魂。回顾半个世纪来我在教育和学术上走过的道路,这两种痛苦都有过,有时是后者,有时是前者,有时兼而有之,更有时痛则痛矣,却不知是哪一种。这一切皆源于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和自己的选择,而教育、学术与政治间的剪不断理还乱又贯串其中。最终我选择了要做自己,告别“可爱的谬误”,接受“痛苦的真理”,呼唤魂兮归来,但不知是否真正做成了自己,魂是否仍与我若即若离。[①] 这段话可谓全书之“魂”:反思是直逼心灵的拷问与扬弃,从几十年受教、从教与学术的活动中,寻觅历史的破绽,剖析自我的异化,问诊思想贫困之病因。我认为,全书的自我述说——真实的事件、人物、文章的来龙去脉、刻骨铭心的在场感受,还有痛定思痛的反思——无不镶嵌在大半个世纪的历史肌理之中,是一个弥足珍贵的“精神考古”的文本,我相信也是您留给后世的宝贵文献。我想知道的是,您大概是何时想到要写作这个文本的呢? 邹贤敏:此事说来话长。早在1990年代后期,我就对研究生讲过:在学术上,我是个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学界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所以没有多少治学经验可谈,教训倒是不少。不过直到2000年退休有了闲暇,才认真考虑,要对自己几十年的教学与研究作个理性的回顾与反思,目的也就是刻在雅典神庙上的那几个字:“认识你自己”。这句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希腊人留给人类的伟大哲学箴言,是每一个现代文明人特别是现代知识分子又尤其是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永远牢记并努力践行的。2007年元月,我第三次赴美探亲。在阳光充沛的加州,我沉下心来回顾了近六年的退休生活,发现最大的变化不是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而是读书、思考, 偶尔动动笔, 功利性减弱非功利性增强,体制内思维减弱体制外思维增强。这既是大多数学院人文知识分子离开讲台后的人生常态,也与我那几年穿梭于武汉、深圳、美国三个不同维度的生活、思想空间分不开。进入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我看到一个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在争取人的自由解放和维护现状的冲突中正在崛起,我听到学者在大陆最接近新闻本质的媒体之一——《南方都市报》上发出的充满担当、良知、勇气、智慧的声音,我感受到重建社会和道德秩序的健康力量在官方与民间的博弈互动中活跃于改革的深水区。武汉则与此形成了不小的反差,思想、学术、教育的独立自主还似乎遥不可及,所幸每周寄自北京的《学习时报》为我打开了一扇还原历史真相、打破新旧教条之窗,不时吹来的春风抑制着思想的霉变。在美国,近距离的观察、体验、思考使我对发达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秩序有了更真切、更理性的认知。对于准备梳理近半个世纪教育与学术生涯的我来说,这种生活、思维空间的转换正好扩大了视野,激活了思想,非常有利于对自己在历史中生成的教育与学术自我进行客观冷静不留情面的剖析,如一位青年女诗人所说的那样,“一点点滤出血里的毒素,直到自己能喘得过气来”(《南方都市报》2003年2月21日)。回国后,我把自己原始的想法和反思录草稿的内容详细讲给几位知青一代的教授朋友听,他们一致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热情鼓励我尽快写出来,并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2010年完成了第一稿,2014年作了补充修改,前年又请了那几位朋友审读了第二稿,今年拟参考他们的意见再修订一次就定稿。为何拖了这么长的时间?一是真正要认识自己并非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既要搜肠刮肚,寻东问西,一点一滴找回失踪已久隐藏在意识深处的记忆,还需反复翻腾沉淀,再感受再体验,再肯定再否定,在充满疑惑、自惭、惊骇、痛悔的时间之流中,一寸寸地逼出那个最真实的自我。对我来说,反思就是要冲决精神的罗网,就是要走出鲁迅说的那座“黑屋子”,这需要巨大的勇气,而我的勇气还很小很小,只能一丝一毫地去积攒。二是有个挥之不去的顾虑,觉得自己一生平庸,在教育、学术上无甚过人之处,自述出来缺乏典型性和说服力,恐有自拔自炫、不甘寂寞之嫌。三是有意放一放,让时间来检验我的反思录是否真有点存在的价值。今年我八十岁,迈上了人生的一个大坎,明年是五四百年,应该作一个了结,完成困扰了十来年的心愿。 聂运伟:您的文本内涵相当丰富,一次访谈无法一一涉及,这是很遗憾的事。但在这秋高气爽的季节里,与您一起探寻中国当代文艺学、美学、文艺批评发生、发展的历程,还是别有趣味的。上个世纪80年代,您带领我研习文艺学的时候,思想界新潮滚滚,热闹非凡。当时,您才40来岁,又是当代中国文艺学的“黄埔军校”——人民大学文艺学研究生班的毕业生,学术上出现“井喷”,乃顺天应时。堪称您的代表作的一批论文均产生于此时,如:《关于形象思维》、《真实性——美学的范畴》、《文艺的歧路——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考察和辨析》、《马克思论“掌握世界的方式”》、《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谈报告文学兼与黄钢同志商榷》、《柏拉图文艺思想中的积极因素》、《闲暇”与“觉识”——亚里斯多德美学思想拾遗》。记得1986年您把这批论文结集出版时,我帮助校对,每篇都细读过,您的思辨方式和写作方式也因此影响了我几十年的写作。张首映曾对我说,一看你的文风,就知道你是邹老师的学生。我说,我在邹老师的文风里也看到了何其芳先生的影子。这大概就是学术传承的力量。现在,您已80高龄,进入耄耋之年,我也60多岁了,但作为您的学生,或者说,作为一个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发展的研习者和见证人,有责任也有兴趣把您学术活动背后的某些历史场景和个体的心理动机用文字记录下来,我想,对于后世治史者,这是一份有益的文献,其中不乏梁任公“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精神风采。从“口述史”的角度看,“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普通民众对一些历史记忆的删除与国家记忆对民众思维的塑造这两个不同层面的互动场景。”[②] 邹贤敏:去年这个季节,你和我在深圳胡经之老师家里,就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发生发展聊了许多。我看了你写的《刘纲纪先生访谈录》和《胡经之先生访谈录》后,感触到用口述、访谈、回忆录等形式把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术经历如实记录下来,确实很有必要。我们身后的历史太复杂,我们,包括我们老师辈的学术经历,绝非文艺学、美学知识谱系的几个概念的演化就可以概括的。当然,对这段历史的总结、反思和评判,会因人而异,甚至观点迥然不同。这并非坏事,把不同的声音留给后人,他们才会看到更真实的历史。我写这个反思录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弄清长期左右自己学术生涯进退、沉浮的神秘力量,尽可能认清自己所经历的那个时代。就师承关系而言,我不知道我给了你多少影响,但我知道北师大的老师们,老一辈的黎锦熙、刘盼遂、陆宗达、肖璋、王汝弼、启功、叶苍岑,中年一辈的郭预衡、聂石樵、徐士年、杨占升、葛信益、杨敏如、匡兴,年青一辈的韩兆琦、李修生、刘宁、谭德玲、许嘉璐、史锡尧、张恩和、郭志刚、童庆炳,都给了我大小各异、深浅不一的影响,特别是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班后,何其芳、缪朗山先生对我的影响更是终身难忘。但从更广的视野和更深的层次去看,那时的学术师承关系基本上是断裂的。 聂运伟:清初著名诗论家叶燮(1627- 1703)从诗学角度对学术传承的规律作了深刻阐述,他说:“夫自三百篇而下,三千余年之作者,其间节节相生,如环之不断,如四时之序,衰旺相循,而生物成物,息息不停,无可间也。……夫惟前者启之,而后者承之而蓝之;前者创之,而后者因之而广大之。使前者未有是言,则后者亦能如前者之初有是言;前者已有是言,则后者乃能因前者之言而另为他言。总之,后人无前人,何以有其端绪,前者无后人,何以竟其引申乎?”[③] 前后相承、薪火相传是人类教育史、学术史上的通则,但这个通则却在一个荒诞的时代被粗暴地否定。林毓生在论及中国意识何以遭逢危机时,亦感叹:“‘人文学科’的工作必须根据权威才能进行,不能任凭自己进行,如果一切皆由自己从头做起,那只得退回‘周口店的时代’。”[④] 读您的反思录,宛如回到历史现场,让我们看到这一幕是如何发生的。 邹贤敏: 继承老一辈学者创建的学术传统,是后辈学人成长的必要条件,大学是老一辈学术之“火”点燃年轻一代学术之“薪”的精神殿堂,薪火相传应是大学教育的神圣使命和主要内容。然而我问学七年,从学术传承中的所得与应得相距甚远,何耶?非学术之力令传承断裂也!1957年,中国当代史上最具转折意义的年份,也是十八岁的我接受高等教育和学术启蒙的开端。当我怀抱浪漫的向往跨入北京师范大学校园,还未来得及去寻觅、体验这座著名学府的高贵、神秘、尊严,就被扔进了发烫的政治熔炉。我们是冲着五四一代和后五四一代的黎锦熙、钟敬文、黄药眠、李长之、穆木天这些学术名人报考北师大的,可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蛮横地剥夺了他们传承学术的权利,让他们经受着政治炼狱的煎熬。不但他们的学术理想、学术精神、治学经验被肆意践踏,而且他们的知识、学问和学术成就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我们自觉地谨守着流行的政治规则,不能称他们为老师,更不能去读他们的书,那些侥幸未坠入右派深渊,又经受“教育革命”烈火烹炙的名师们,在讲台上则无不竞竞皇皇,如履薄冰,曷敢轻言力行“传道、授业、解惑”?于是知识的浅表化碎片化,求知与悟道的分离就是必然的了。因为一个政治逻辑早已反复灌输植入大脑:“这些老先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是学他们掌握的某些知识,对他们的思想必须进行批判。”那时师生关系紧张,没什么交流是常态,师承就更谈不上了,即便是没什么政治包袱、“又红又专”、受学生欢迎的中年教师,与我们学生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彼此的心是封闭的。 聂运伟:我在采访刘纲纪、胡经之两位先生时,发现他们的大学生涯比您幸运。他们两位都是1952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您进入北师大读书的时间正是“反右”后的肃杀岁月。您的大学记忆与刘纲纪、胡经之两位先生的记忆大相径庭。在刘先生和胡先生的记忆里,求学之路上还有自我兴趣的自由展现。当时,朱光潜、宗白华这些一代美学大师,尽管被边缘化,因课程设置已朝苏联一边倒而无课可上,但面对经常登门求教的学子,老先生们还有私下点拨的心情和传授治学体会的空间,常常敞开心扉与他们谈学论艺,彼此结下深厚的情谊。刘纲纪、胡经之两位先生给我讲了许多这样的故事。应该说,他们后来学术上的成就与这段求学经历是分不开的。而这些,对于您来说,已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邹贤敏:你的观察很敏锐,刘纲纪、胡经之两位先生出校门之际,正是我进校门之时。5年的时差竟切分出两个截然不同的学术世界。由此论之,为什么“反右”之前毕业的一批学者,后来的学术成就普遍高于“反右”之后入校的,答案显然不言而喻。“反右”之后,大学校园里鼓噪着“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声浪,其目的是从学术上把知识分子批倒批臭,剥夺他们“最后的资本”,清除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师生之间正常的学术传承关系完全被颠倒。我们被组织去参观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写的大字报,在他们的笔下,那些专家、学者、教授要么是“不学无术”,要么是“伪学术”,再要么是“贩卖资产阶级黑货”,一个个不是草包就是害人虫。连郭预衡先生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学术计划,也成为大字报批判的对象,是什么“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我们还被组织去旁听以青年教师为主力的学术批判会,接受以学术名流的学术成就为“恶”,以他们的学术志向、个人爱好为“耻”的教育。李长之先生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是著名的学者、批评家,1949年后仍勤于撰述,以学术为生命。批判者却“揭秘”:李长之曾对人说,我死后,只要墓碑上有“文学批评家李长之”几个字即心满意足。你看,他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多么严重,又是何等狂妄自大!俞敏先生的语法著作曾被叶圣陶誉为“异军突起”,还是一个颇有生活情趣的学者,特别喜好围棋,获得过较高段位,为学界罕见。批判者也“揭秘”:有次他随团去日本访问,在北京机场候机间隙,居然下起了围棋,直到要登机了还舍不得放下。可见他丝毫没把党交给他的政治任务放在心上,是个不学无术的资产阶级纨绔子弟,货真价实的“漏网右派”!每次坐在不大的会场里,听着声嘶力竭的批判,看着一代学术精英的“自我”被一点点踩在脚下,我心里总是涌起阵阵寒意,没有旁边左派同学的“义愤填膺”,让惋惜、困惑、迷茫还有恐惧溢满脑海。在一些学术批判会上,已缴械投降的右派们自不必说,连不是右派并批过右派的老教师也都灰溜溜地抬不起头,乖乖接受没什么学术地位并称被他们压制的青年人的批判、羞辱。在这种弥漫着阶级斗争硝烟的校园里,哪里还有学术传承的空间!随着一连串“战斗”的洗礼,我接受了这样一个理念:“为学术而学术”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政治而学术”是无产阶级学术思想,“埋头做学问”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在我和同学们的心目中,学术的价值不断贬低,学术的尊严渐渐被打掉,学术的光环也不那么亮了,学术不再是一个神圣的字眼。甚至在有的同学看来,学术似乎还染上了基督教的“原罪”,避开为妙。也有个别同学壮着胆子偷偷地看专业书,给报刊投稿,但又怕别人发现,就在桌上放一本《红旗》杂志,一旦来了人就把专业书、稿纸盖上,装出热心政治学习的样子。面对强大的政治,学术终于被迫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聂运伟:学术传承中师长维度的缺失与失声,必然带来学生维度的盲目自大和无知的喧哗,如黑格尔所言,“它使人认出一种理智上的软弱与无能,并努力以一种自欺欺人的,压倒千古大哲的虚骄之气来掩盖这种弱点”。[⑤]在您的回忆录里,我看到了如下场景:1958年,为了鼓动学生起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夺回被资产阶级占领的教育、学术阵地”,北师大全校干脆正式宣布停课。学生被组织去直属国务院的北京景山学校参观。该校四处悬挂着红旗和“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之类的标语,教室内外随处可见系红领巾拿红缨枪的学生,或急匆匆或高声争辩或拎着浆糊桶去张贴什么,那气氛那阵势充满狂热和躁动。直接指导景山学校教育革命的国务院大员在报告中说,学校原有的那一套全是资产阶级的,必须按党的教育方针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教育,才能为共产主义事业培养接班人。 邹贤敏:的确如此。他很会讲,把我们的心煽动起来了。回到学校,我们年级就日夜奋战,很快按上面的要求编写了一套九年一贯制语文教材,也很快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在狂热的政治语境下,我们都是另起炉灶,按“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标准选材,很少想到语文学科的特点和教育教学规律,即使想到也会视之为“资产阶级货色”,所以那套教材的“左”是势所必然的。不久陆定一来校作报告,赞扬“北京师范大学是教育革命的大学”,还登了《人民日报》,更让我们豪情满怀,忘乎所以。接着又投入中文系的教学改革,文艺理论课首当其冲,任课教师全都靠边站,原有的教材成了“靶子”,系总支书记身先士卒,亲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据说只有他才有这个资格,才能保证这门课的无产阶级党性,尽管他第一次课就把“千里迢迢”念成“千里召召”。学生们那颗被听话的大脑控制着的不安分的心被点燃,跃跃欲试。“学术大跃进”开始了。1958年“教育革命”高潮中,北大五五级编写《中国文学史》,师大五五级编写《中国民间文学史》,他们“革命的、批判的、战斗的精神”在教育界和学术界引起轰动,特别是北大的影响更大一些。这不但惹得我们学生心里痒痒的,羡慕不已,连系总支负责人也心生“赶超北大中文系”的情结,多次向全系师生下达赶超目标。1959年初机会终于来了,还没摸着学术的门在哪里,我们二年级学生带着“夺回被资产阶级霸占的学术阵地”的豪情,变教室为“战场”,受命编写《中国文学史讲稿》。我被分到陆游研究小组,担任执笔人。陆游是宋代的作家,写了近万首诗,而我们熟悉的不过十几首,怎么办?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口号的煽动下,我们将线装的《剑南诗稿》一分为七,每人从自己分读的那部分选出代表作,并交换读,然后就选出的全部代表作进行讨论,形成基本观点和写作提纲。我读的数量比其他同学要多一些,除了精读代表作,还泛读了一部分被筛选下来的作品和一些参考资料,写出初稿后,经讨论又修改过两次。这个研究项目从看材料到定稿,前后花了不到半学期的时间就完成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老师介入,一切都听从年级党支部的安排。在全系科研经验交流会上,我被指定发言,介绍“依靠集体力量搞科研”的经验,并获会议主持者的赞扬。不久我们的部分成果《陆游的爱国诗篇》在学报上发表了,是郭预衡先生审改并推荐的。这篇文章是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去分析陆游的作品,虽然抓住了陆诗内容上的某些特点,但总的说并无新意,特别是没有揭示出陆游思想与创作丰富、复杂的一面。在初选作品时,我们就发现陆游诗作中真正具有爱国情感的,只占很小的比例,绝大部分是写个人日常生活的,如“一树梅花一放翁”、“洗脚上床真一快”,还有像情深深意切切的《钗头凤》那样千古传诵的爱情诗,狎妓冶游、思想消极的也不少。以我们当时的知识水平和认知方式,很难将这些内容和诗人的爱国情怀统一起来,很难做到鲁迅先生要求的看一个作家要顾及“全人”,最后只好用“本质、非本质”的筛子把表现爱国思想以外的作品全部筛掉,绕过了难题。这样一来,陆游作为“爱国诗人”是纯粹了,但他作为诗人呈现出来的面貌却是残缺不全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被遮蔽了。 聂运伟:就我看到的资料,1958年的北师大,是学生“大闹革命”、制定“红色的教学大纲”的“典型”。如《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旗帜——对两个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大纲的意见》一文中说到:我们中四部分同学讨论了老师和同学们编写的两份教学大纲。我们热烈地欢迎同学们制订的“大纲”。尽管它还不够丰满,但它是一面红旗。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着重讨论了“宋代文学”这部分。我们突出的感到同学们的“大纲”是举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批判的旗帜。他们的“大纲”对晏殊、柳永、李清照、秦观、周邦彦、姜虁等反现实主义词人给以明确的彻底的否定。[⑥] 邹贤敏:这种现象延续了较长时间 。1959年3、4月间,我们中文系师生先后五次听系总支书记传达“中央精神”,其中三次是周扬的内部报告,一次是关于文艺界批修的,一次是关于“两结合”的,一次是关于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另外两次大概是林默涵、陈荒煤对他报告的解释和补充。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语境里,由党的书记来传达文艺界领导人关于文艺理论、美学问题的讲话,这种安排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突显所传达的内容极具政治意义,政治压倒了学术。第一次传达完,总支书记联系实际动员师生:批修是一场具有国际意义的战斗,这一运动对我系有特殊重要意义,是深入进行教育革命的组成部分,我们要站在最前线,自觉革命,彻底批判、肃清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和毒素,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那个时候,大学生们已经被训练出对“中央精神”的敏感和期盼,虽然还没有像影视中表现的,地下工作者从电波里听到党中央声音时那样的激动、兴奋,但“中央精神”的真理性、权威性、神秘性对我们有着无庸置疑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尽管分不清听到的究竟是政治还是学术。当我对文论的爱好从课堂得不到满足,课外阅读面又很窄,除生吞活剥《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脑子里装的多是《文艺报》上的一些评论,这时周扬那些包裹在权力话语里的充分政治化了的文艺观念和学术思想,比如: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与意识的理论是我们建立马列主义美学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因此文艺是意识形态,是时代的风雨表,无产阶级以它作为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哪里有伟大的革命,哪里便有伟大的思想和文化,西方现代的文化艺术腐朽了,东方革命起来了,我们的时代必然要出现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文化艺术高峰,要反对“落后论”;道德的基础不是个人幸福,我们的文艺是最革命最先进的,要歌颂没有自私之心的人,培养共产主义个性,而要表现这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完全新的英雄人物,必须采用“两结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简称)的创作方法;文艺界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又要反对教条主义,而文艺是修正主义最易藏身的地方,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其它资产阶级思想,是文艺界长时期的具有国际意义的斗争,必须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人类之爱,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旧概念,必须抛弃;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艺,必须批判和重新估价资产阶级文艺遗产(特别是以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为代表的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破除对资产阶级文艺的迷信和崇拜,清除它在青年中造成的反动、消极影响;应当用历史主义分析的方法批判遗产,既要指出它在当时条件下的意义,同时也要指出它在现阶段以至将来有什么意义,有了历史的观点还要有革命的观点,要进行阶级分析,如个性解放在五四时期是进步的,在今天就是反动的了;双百方针是无产阶级坚定的阶级政策,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必须以政治方向的一致性为前提;文艺从来不在党和阶级之上,我们时代、阶级的智慧集中于党,文艺家要不落后,便要表现党的精神和政策,不能超过党和阶级……。1960年7月,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报告中又将这些极左文艺观念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了,一条完整的极左文艺路线和政策强势进入了我的思想、知识积淀之中。对这些,也不是没有困惑、怀疑的时候,有次在学校大操场看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上中下三部,从傍晚到后半夜,我们被葛里高利、阿克希尼娅的爱情和葛里高利的悲剧命运深深吸引住了,内心难以名状的情绪有一种被释放出来的感觉。第二天我和几个同学又凑在一起讨论肖洛霍夫的原著:用阶级论怎么也解释不清主人公亦红亦白亦正亦邪的思想和行为,获得斯大林奖金的作品怎么会歌颂超阶级的人性、爱情?难道周扬批人性论批人道主义的理论观点不适用于苏联文学?可苏联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榜样呀!我们寄希望于苏联文学课能解开这个矛盾与纠结,可我的笔记本上只留下了老师的一句话:“肖洛霍夫就在这时参加了集体化的工作,他放下未写完的《静静的顿河》,开始写作《被开垦的处女地》。”几节课全是分析达维多夫的形象,因为“这部小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作品”。我当然还理解不到老师有不得已的苦衷,只好让矛盾与纠结深藏心底。大学四年,由于头脑里塞满了政治观念和政治化了的文学观念,文学的本体被遮蔽,思维的空间被挤压,对文学自身思想艺术魅力的直接感受、体验受到阻滞和疏离,对艺术的特点和规律的认知、把握受到怀疑、贬抑、批判,因而习惯于从抽象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化的文学观念出发,而不是从文学的创作与欣赏实践出发去观察文艺现象,也就渐渐成为我思考问题的常态,成为我学术素养的一大软肋。在这四年里,虽然文艺界也反教条主义,对极左的东西有过抗争,从茅盾、何其芳、马铁丁等为《青春之歌》辩护,到驳斥《大众电影》对苏联影片《共产党员》的简单化庸俗化批评;从赞扬学术上自由辩论如何评价陶渊明,到何其芳批评北大“红色文学史”和北师大“民间文学史”;从王西彦、侯金镜保护赵树理、茹志鹃的创作个性,到《文艺报》的《题材问题专论》……这些都引起过我的关注,并在思想上留下了认同的痕迹。但是,枝枝节节、星星点点的“纠偏”怎敌得过根深蒂固、铺天盖地的极左思潮?问题在于,那个年代还不可能怀疑,更不可能认识到简单化、庸俗化的根源。在周扬他们那里,这种意识形态化的主流文艺观和方法论被包装得相当精致,而一旦为像我这样缺乏知识底蕴的中文系学生所接受,就会以十分粗拙、浅陋的形式表现出来。诚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说:“随着思辨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筑起自己的天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失去了在德国的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失去了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警都同样地热中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起而代之的是不动脑筋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⑦] 聂运伟:您北师大本科毕业后又有幸进人民大学文研班攻读,那时政治上有所松动,有诸多著名学者、教授给您们授课,照说是学术传承的好时机吧? 邹贤敏:有变化有进步,但还不是根本性的。1957年是人为制造的大转折,1961、1962年则是被客观情势逼出来的小节点。随着经济政策的调整,文艺、教育、学术出现了由初步反思左倾教条主义而来的“小阳春”,知识分子的日子好过了一点,被58年“教育革命”扭曲和破坏的师生关系慢慢回到了比较正常的状态。那三年听课、读书是主旋律,开会、劳动占用的时间很少,所以我们在知识积累上还是收获不小,为后来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基础。特别是许多名师把当时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他们在学术前沿的治学状态和经验带到课堂,大大开拓了我们的学术视野,提升了我们的学术品位,强化了我们的学术训练,使我们受益终生,对此我至今心存感激,难以忘怀。但毋庸讳言,从深层次看,那个时期的师承关系、学术传承还存在相当大的缺憾或局限。首先,知识的选择与建构被偏狭的思想观念所左右。当时国家基本上仍处于与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极左思潮对文艺、教育、学术的禁锢仍未从根本上得到反思和批判,仍与现代世界文明的发展脱节,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还制约着规训着学术的传承和发展,我们从师辈那儿获得的知识与现代人文社科的知识系统是断裂的,也远远落后于五四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的知识建构,更不可能从师长的教学中获得对极左思潮的质疑、反思和批判能力。特别是中苏公开分裂,高举反修大旗以后,多少具有现代意识的苏联文艺和学术入了另册,那就连可以飘进几丝现代气息的门缝都被堵死了。悲哀的是,我们连半点自知都没有,还自我感觉良好,以为学了点马列主义和毛选四卷就是掌握了最革命的思想和最科学的方法,在学术上就可以超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这种昧而愚的“只知有汉,无论魏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廿世纪的西方学术文化一无所知。学了包括《巴黎手稿》在内的马列文论课,不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何物,没见过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也读不到一篇西方学者研究“异化”的论文。文学理论专题一个接一个,西方文艺理论史上了一年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仅《文心雕龙》就讲了十几个单元时间,可流派蜂起,理论迭出,体系林立的西方现代美学文艺学却难觅踪影,偶尔从“灰皮书”里窥见只言片语、一鳞半爪,也都被贴上了“唯心主义”、“反动腐朽”的意识形态标签。至于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也是课堂上听不到图书馆见不到,唯有“色情、暴力”的判词植入脑海。二是对中国的现代学术文化知之甚少。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催生的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本应是我们知识建构中不可或缺的基础之一,可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并未列入文研班的课程设置,这是有点奇怪的事情,周扬、何其芳自己就是这一学术文化建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应该明白将之传承下去的价值和意义,怎么就轻易放弃了呢?当然,在其它课程的实际教学中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抛开这一块,但我们从中所得是很有限的,碎片化的,更多的被遮蔽、被扭曲、被遗忘。 其次,求知与悟道仍处分裂状态,传承还是局限于知识层面。对58年教育革命造成的文科学生知识贫乏、基础训练差的后果,周扬这些高层人物是有反思的,他们十分清楚有的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说不出中国历史上朝代的更迭,有的中文系五年级学生不知道唐宋八大家的名字,有的哲学系只用四小时讲孔、老、墨等等,于国家、民族意味着什么,所以,在文研班开办前后,周扬把系统地“补课读书”提到具有“战略意义”的高度,反复号召被大跃进冲昏了头脑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向老专家老教授学习,还举例说,中国哲学史我们写不出来,只好“请冯友兰写”,“要认这个输”。他主张把国内一流的各学科的专家请到文研班的课堂上来,让学生广拜名师,多方受教。于是我们三年间都处在这样教与学的状态:上课了,老师们匆匆而来,按教学计划把肚子里贮藏的知识统统倒出来,学生们细听快记,把那些知识又统统吞进各自的肚子里;下课了,老师们匆匆而去,学生们走进图书馆、宿舍,读书、写笔记,学术传承的主体——师生间基本没有什么学术交流,更无个别交往,即使授课长达一年、一年半的周振甫、缪朗山先生,我们也难有与他们交流与交往的机会,在我的记忆里,甚至连学术讨论会都没有开过一次。就我个人而言,虽然从听课、读书吸取了些师长们宝贵的治学经验,但对他们的思想与人格基本上是不了解的,更不要说学术精神、学术传统、学术道路层面的东西了,那在当时整个教育、学术界都罕见论及,偶尔提到也是左翼传统和延安道路,五四则政治化、边缘化了。没有教与学的交流,没有日常交往的耳濡目染,没有思想的交锋和心灵的碰撞,学术的传承只能浮在水面,低层次,浅表化。 聂运伟:只有重返历史现场,才能明了您何以对自己的学术生涯给予了近乎严厉的否定。作为您的学生,我清楚地知道,以“文革”前研究生的资历和学识,您在“文革”结束后进入大学的77、78、79级大学生的心目里,一直是受人敬仰的,尽管如此,我仍然为您的自我否定叫好。只有超越了所有的世俗功利,才有睿智的清醒,正因为这份清醒,您对学术历程的自我叙述,才生动地再现出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场景中的诸多人物和事件,使我们如临其境,和叙述者一同咀嚼历史的酸甜苦辣。更重要的是,您以亲历者的身份,让我们看到中国人文学科发展的危机缘何而起。汤一介先生就说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把我国原有传统的大学给拆散了。这是当时高等教育‘全盘苏化’带来的必然恶果,不仅打断了中国5000年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也与当时先进的西方科技和人文科学断绝了关系。”[⑧] 邹贤敏:除了具体的教学安排不当,根子在教学的指导思想,在文研班的创办人,对文研班的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师资配备、教学方法都亲自过问及时指导的周扬,他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是中央分管文艺和教育的领导人之一,又正全面主持着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在“反修防修”的大旗下,他创办的文研班培养文艺理论骨干,是为了实现“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宏伟目标,为此不惜放下身段,对五四一代和后五四一代老专家老教授表示尊重,甚至为他们说话,动员、鼓励他们把知识传授给年青人。但他骨子里并不把那些老专家老教授当自己人,而只是划在资产阶级范畴内可以“团结、利用、改造”的对象,对他们如同对资本家那样要采取赎买政策。在一次参与文科教材编写领导工作的高校党委负责人的会议上,周扬就直言不讳地交了底:“只要不反社会主义,我们就是要买他们的知识。”但他仍心怀忧思,对知识抱有警惕,既担心书读少了,把青年人培养成空头政治家;又害怕书读多了,培养出修正主义,革共产党的命,曾向党内同志如此吐露心迹:“对青年,又要他头脑复杂,又要他不复杂到资产阶级方面去。” 所以他一方面号召青年人向老专家老教授学习知识,另方面又提醒青年人在政治思想上同老专家老教授划清界限。这种充满内在紧张和冲突的政治独断和意识形态偏狭,必然会遮蔽、扭曲、窄化天然本真的师承关系。连像周扬这样有学识、思想较开明的领导人,也无意去拆掉那道隔离求知与悟道的“防火墙”,只是把那个知识的小孔挖得比先大了些,如此而已,这不能不给文研班的教与学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同时,我们也带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紧跟和“反修防修”的使命感,带着对知识、学术的热爱和“尊师重道”的传统观念,更深地参与了共同文化性格和学术思想的自我塑造。回想那三年,我们既虔信“知识就是力量”,怀抱朝圣般心情享受着“知识的盛宴”,从内心尊重、感恩师长们;又缺乏文化自觉,以学术思想的依附性、非独立性置换了师辈身上被压抑、被批判而消解于心底,承载着知识系统的那个“道”——现代学术精神、学术传统,“为政治服务”的信念已渗入血管、骨髓。 聂运伟:贺兴安的回忆涉及到您说的“根源”问题,他说:“追想起来,我们研究班的历史,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同五四时期不同,同抗战前后的研究生也不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面临的是全世界向你开放的文化背景,抗战前后的学生要在民族命运和国家命运决战中作出自己的选择乃至献身。我们是在大陆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之后,国家养着你,喂着你,从经济到文化,一切在计划之中。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经历过‘一边倒’(倒向苏联),又经历过独立自主色彩的‘两边打’(反帝反修),经历过批胡适、反胡风、经历过反右派、反右倾,我们关起门来搞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的背景下听话、紧跟。我们的基本思想取向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⑨] 邹贤敏:贺兴安学长所言不虚,我们都是被那个时代塑造出来的,这是历史的宿命。回忆我的“大阅读史”,知识背景、知识储备可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长期浸泡在单一的主流文化的海洋,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无不深深打上简单化庸俗化的左倾机械论和主观教条主义的烙印。我的师辈所承续的优良学统既然已被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恶浪冲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那么以“左”为师成为我的必然选择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而以“左”为师所付出的代价,则是逐渐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最后失去自我,沦为驯服工具。 聂运伟:您师辈承续的优良学统虽然被极左思潮无情打断,但“打断骨头连着筋”,他们身上承载的被压抑的现代学术精神对您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在《思想的贫困》中,您对何其芳先生有三点评价:(1)治学严谨,无虚骄之气;(2)敢讲真话,无畏惧之心;(3)书生本色,无阿谀之态。在我看来,这三条就是您从教问学几十年的基本信念。所以我说您的精神气质,很像何其芳先生,而且是越老越像。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听到您说起何其芳先生的时候,有句话至今未忘:“不能让别人的思想在自己头脑中跑马”。在何其芳先生那一代人,敢于这样坚持独立思考的权利,还真不多见。上个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浪潮率先在文学艺术、美学领域兴起,与文艺界保存的独立思考的火种不无关系。您80年代一系列批判极左思潮的学术论文和文艺批评的文章,也集中彰显出独立思考的精神秉性。相比于具体的知识传承,“独立思考的精神秉性”当属学术发展的灵魂。我们这一代与老师辈的知识背景可能有差别,但老师们依然以不同的方式把独立思考的火炬传给了我们,又经由我们再往下传。 邹贤敏:独立思考本是学术薪火相传的灵魂,但在我们这一代,这个灵魂曾被放逐,甚至被窒息。好在我们的老师一辈,依然有人坚守了陈寅恪先生所张扬的学术底线。在极左路线统治教育—学术的恶劣环境里,他们中仍有一些勇者不放弃独立思考的权利,不放下“独立思考的火炬”。我清楚地记得:在1959年自上而下大批人性论人道主义,大批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遗产的高潮中,当我和同学们有的困惑不解有的狂热紧跟时,郭预衡先生毅然开设“鲁迅论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的专题讲座,用鲁迅先生的精辟论述抵制、批评彻底否定思想、文学遗产的极左思潮。在一次全系学术讨论会上,教授外国文学的杨敏如先生溯潮流而立,大声反对批判人性论,语惊四座。你读过陈平原《陈平原:关于八十年代》一文吗?他说:“很奇怪,那么多年的思想改造,基本上不起作用。我所说的这批老先生,大都没有真正融入五六十年代的学术思潮。这才可能在‘拨乱反正’后,很自然地,一下子就回到了30年代,接续民国年间已经形成的学术传统。”[⑩] 他从77、78、79级部分大学生的亲历感受出发,认为“80年代的我们,借助于七八十岁的老先生,跳过了五六十年代,直接继承了30年代的学术传统。”[11]我大致同意陈平原的判断,尽管作为50年代后期进校的大学生,心里难免痛楚,但必须承认,这是对五四以来中国大学人文精神涨落趋向的一种价值判断。我要补充的是,50、60年代大学里教文科的教师,在外在的压力下,虽然或自觉或不自觉、或比较熟练或比较生疏地操持着与主流意识形态完全一致的观念和方法,但他们仍然想方设法地用中外古典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化滋润着我们已有些放纵而空疏的心灵,为我们正在形成中的知识观、价值观添加尚持守、尊博习的营养。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一次开学典礼上,陈垣老校长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要尊敬师长,鼓励我们抓紧时间读书,努力学习传统文化,不要怕困难。他说,像孔子的《论语》,字数就《人民日报》一版那么多,你们应当读。你们这一代人,特别是77、78、79级的同学,中国历史亘古未有的转机赋予你们一种直觉般的反思能力。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虽然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但反思的意识并未完全泯灭。身处逆境中的老师们以不同的方式在我们的心灵里播种下反思意识的火种。就此而言,其芳老师毫无疑义是我和同学们最尊崇的一位。在学术受制于政治的时代环境里,他没有也不大可能脱离、超越政治,没能从根本上摆脱极左路线的束缚,但又不甘于被政治裹挟,为追求学术的价值,维护学术的尊严,抵制对学术的侵害作了不懈的努力。他在那时表现出来的学术品格承续了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学统,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聂运伟:在您身上,我的确能看到五四一代和后五四一代的反思精神的延续。1986年,您在论文集《真实性——美学的范畴》的“后记”中就写过这样一段话:“十年浩劫过后,我才慢慢从‘左’的影响下觉醒过来。逐渐恢复了自我,认识到理论研究工作者应带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去探索真理,而不仅仅是诠释经典,宣传政策。作家说:‘我写的就是我’。批评家也声明:‘我批评的就是我’。在某种意义上,搞理论的人能不能宣布‘我研究的就是我’呢?一九八二年的时候,文艺界老前辈毕奂午先生曾给我的几篇论文写了如下评语:‘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不模棱两可,不人云亦云。尽管这些见解不是人人都同意的,但确实有其独立的见地。’毕老的鼓励,使我更明确也更坚定了自己的追求。理论文章应当发出研究者自己的声音。哪怕这声音是低八度的,甚至不成曲调,也比鹦鹉学舌有价值。因此,我不得不抑制因某些功利欲望而产生的写作冲动,不得不在写作时冥思苦索,以致过于拘谨、执滞而‘难产’、‘流产’。一个希望摆脱平庸而又缺乏才华的人,常常会陷入这种有时令人苦恼的境地。但我从不后悔,不愿改变初衷。”[12] 邹贤敏:由于我自身的条件(教育背景、个人历练、才能等)不够好,这种反思精神在我身上的延续并不突出,也不顺利。你上面引的那段话远不能表达出我的反思所经历的思想、心理蜕变的复杂过程,“恢复自我”,“发出自己的声音”谈何容易!忐忐忑忑、跌跌撞撞、走走停停、反反复复,才是我这些年反思中的常态。如果硬要归纳,大致可分三个阶段。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在“拨乱反正”大势的鼓动、推涌下,我跨出了第一步——对极左文艺思想和路线的反思,如为《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辩护,在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写作《文艺的歧路——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考察和辨析》,追根溯源,找出了那条主根的思想渊源。1980年代中后期、199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波折与终结,重读《巴黎手稿》,促使我跨出了第二步——对极左政治路线的反思,主要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认清文艺上的极左与政治上极左的关系,并扩而大之,用马克思对“粗陋的和无思想的共产主义”的批判和实践唯物论重新认识历史和现实,重新思考和处理教育、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进入新世纪后,虽在学术、政治上能与极左思潮划清界限,“破”的问题基本解决,但思想、学术上仍“立”不起来,对某些枝枝叶叶的问题或能有自己的见解,对根本性的问题构建不出一砖一瓦。在整理《〈巴黎手稿〉解读》和《西方美学史大纲》的过程中,我从马克思关于“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个体是社会的存在”的论述,从阅读中青年学者的论著中受到启发,打破了以为“同极左决裂就是自我启蒙与自我反思的完成”的错觉,跨出了最困难的一步——对精神文化的哲学意识的反思。在精神文化层面,我曾是一个生存着的、被整体(集体)禁锢、淹没并消解于无形的“社会存在物”,至今尚未完成对一个存在着的、能在整体(集体)中完全呈现自己独立的价值和意义的“特殊的个体”的建构。因为我虽然批判、否定、抛弃了极左这种既定的思想观念,却没能形成自己的哲学意识,特别是对于自己所认定的一些原创思想(如马克思的异化和人道主义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的理解,对周围世界缺乏属于自己的认知,而更多地还是停留在注经式的阐释层面,或重复演绎某些既定的阐释。这实质上仍是一种思想的依附性,远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没有完整的个人意识的支撑,我苦苦寻找的“自我”和坚信不疑的“现代意识”势必会陷入残缺、空疏之镜。没有建构出“特殊的个体”,加之学养不足,我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会出现倒退,在某个时段某个问题上成为自己否定过的某些既定观念的传声筒。近些年来,我努力坚守常识、理性的底线和良知、人性的底线,努力把超越个人利益作为独立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反思自我、建构“特殊的个体”上小有进步。 聂运伟:您的回顾说明,老先生们在50、60年代并没有完全屈从意识形态的压力,还在力所能及地维护着学术的尊严,并把人文精神的火种传递给你们那一代。我读过陈平原的这篇文章。陈平原他们是幸运的,面对面地聆听了老先生们的教诲,但文化传承是集体性的事业,就80年代绝大多数大学生而言,承担传递人文精神火种重任的恰恰是您这一辈人。所以,陈平原所说的“隔代遗传”也有片面性,一是与史实不符,二是全然遮蔽了50、60年代学术的复杂面向。就美学、文艺学的学科发展而言,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所引发的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关注,不仅为80年代高举人道主义旗帜的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思想武器,而且经由“异化”概念的洗礼,历史反思的意识才得以弥散开来,达到空前的高度。如顾城所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当然,如何更全面深入地剖析您这一辈与五四一代和后五四一代之间的传承关系,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课题,希望能在今后的岁月里进一步向您请教。 邹贤敏:五四已经百年,有些话还是想在这里说说。很惭愧,我与五四精神上的联系是在八十年代才开始的,至今也只能说还在联结的路上。从不识五四,背离五四到重识五四,回归五四,这可说是我这几十年的心路历程。最近重读1959年三联初版、1979年三联再版的《五四运动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五四先贤给我们留下的思想文化遗产,至今仍闪耀着不灭的光辉,洗涤着我们被污染的思想,照亮了我那被蒙昧的心灵。仅仅是陈独秀的几篇文章(《敬告青年》《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觉悟》《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就有振聋发聩的启蒙之力。一是世界眼光,从世界看中国,他涕泣陈词于青年一代:要从“人类文明之进化”和“新旧思潮之大激战”,即从二十世纪新旧文明之冲突来看当下之中国,从世界现代文明之进步来认识自己,看看我们有什么“可与当世争衡?”而不要“大梦未觉,故步自封”,“置身当世潮流之外”。赶上人类文明大潮,融于现代文明世界,是陈独秀思考中国命运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他警告国人:若锁国自大,保守颟顸,就会“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最终必将“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二是反思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张挞伐虽有偏颇之处,但对儒学核心内容的反思与批判是“遵理性”而符合现代文明观的。他抨击礼教之“三纲”是不把人当人的奴隶道德,揭露皇权专制者以“国家”之名要百姓放弃“独立自主之人格”,放弃做人的权利的欺骗性,深刻指出:“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他还从伦理学和经济学双重视角,直指历代专制统治者以纲常立教致愚民弱民之要害:为人臣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这种皇权专制是绝无可能自行转型为现代社会,与他倡导的现代文明当然是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陈独秀确不愧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和旗手,对“启蒙”的艰难曲折有十分清醒的认识,看到了中国人的“觉悟”是随着一次又一次中西文明的冲突而前进而后退,充满拉锯历经坎坷的:“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惟吾人惰性过强,旋觉旋迷,甚至愈觉愈迷,昏聩糊涂,至于今日”。昨日之镜,今日之像,五四精神的传承确是前路漫漫,未有穷期。 今天围绕学术师承的话题说了许多,我把反思录结尾的一段话录下,算是一个简短的总结: 人生如白驹过隙,从进入大学学习到离开讲台10余年,半个世纪有余的历历往事恍如昨日。放眼学界,穿越权力和金钱密织的雾障,五四一代大师及其师承者已飘然远去,留下了照亮前路的思想火炬;文化劫难中成长的一代正担当大任,延续着先辈的精神血脉;改革开放后的一代新锐也崭露头角,试图为中国教育与学术增添新的内容。至于我辈学人,除一二翘楚和心有不甘者,走出了时间却走不出历史,只能悄然谢幕,平静出局。我收拾着自家的一片瓦砾进行知识考古,终于认出了“思想贫困”四个模模糊糊、歪歪斜斜的大字,并辨识出它既源于特定语境下文化基因的缺失和衰变,也与自己天资愚懦学养单薄问学乏力密不可分。我曾力图脱“贫”解“困”,实践证明了诗人西川所说:“思想不是填空练习,思想是另起炉灶。”踏上反思之途,从被遮蔽的往事中寻觅精神扭曲、思想萎缩、人性猥琐的痕迹与根由,我虽未能如蚕蛾般蜕化而得一新生命,但拜时代所赐,我似乎找回了一点自我,也好像找到了一点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感觉,并为此感到无限的欣慰。衰变的基因会被历史淘汰,新生的基因会被历史创造,那个充溢着自由和灵魂的普世的教育与学术梦想,离我的后来者一定会越来越近: 在闲暇中觉识,在游戏中除魅。魂兮归来! [13] 聂运伟:您的这段话让我想起何兆武先生的一段话,两者何其相似,也权且录下: 简单的信仰也不能等同于幸福,因为它没有经历批判的洗练,不免流入一种盲目或自欺,只能沦为愚夫愚妇的说法。一切必须从怀疑入手。……There is a higher level of doubt,it is a daily… Read More »

方方日记:我们在看

推荐人:严春芳 推荐语:武汉大学冯黎明教授在生活中总是笑话连篇,让人开心。可他这篇文章却让人沉重、让人深思,让人直面"在场式"社会现实。 出处:吉言贤食,香槟丛刊 文 | 冯黎明 疫情期间,自方方日记第一次发出,我几乎没有落下一篇。多少年没有这样细读中国当代文学家的作品了,或许是闭锁在家有大把时间的缘故吧,但是无论如何,能够每天等待着日记的发出,此种心态肯定不仅仅只是“闲得没事”能够解释的。千万个被困在家以对抗病毒肆虐的武汉阅读者,唯独兴趣盎然于方方日记,这需要一个解释。 我想说,方方日记数十篇,只写了四个字:我们在看。 方方日记的写作有着非常显明的“非个人化”特色,因为这部日记写的不是方方的“我”,而是疫情蔓延整个世界时的“我们”。每天夜阑人静时分在电脑前敲击键盘的那位女士是在为陷于惊恐中的武汉人民书写,所以她的日记没有激情四溢的语句、新奇瑰丽的辞藻以及引人入胜的故事,有的只是武汉人民每时每刻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跟我们每一个响应号召自闭于私人空间以自由为代价抗击瘟疫的市民每时每刻的内心经验全无二致。卓有成就的女作家方方完全可以从个性化角度去关注非常规状态中的大武汉,或许在文学家的“陌生化”视界下她的文笔会有流芳百世的效应——这对于写作者该有多大的诱惑力啊!但是方方却回避了文学性的陌生化视界,甘愿置自己于世俗的生活世界,以一个普通的武汉市民的身份去察看、去聆听。日记文字语句的平实素朴及娓娓道来,让我几乎难以相信这些话语出自那位写作了《风景》、《软埋》等小说的优秀作家。这里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方方重设了自己在生活世界中的“位置”,将自己化入我们这些村夫俗子组成的日常生活世界。作为一名文学专业的教育工作者,我甚至想把方方日记作为当年T.S.艾略特提倡的非个人化写作的典范来推荐给学生加以研习。非个人化的书写抹掉了作家的“我”,却向承受苦难的人民呈上一个“我们”,而那些拒绝方方日记的人,或许他们本来就不属于“我们”。 我的朋友圈中凌晨一两点还不睡觉的人越来越多,一问才得知,都在等方方日记。就像中国人强调当日事当日毕一样,方方日记的书写是一种“在场式”书写,这种书写让我们鲜明地体验到了“在”。方方笔下的场景是每天都在变化着的疫情和人们直面疫情的苦难、抗争,这些搅动着人们心情的场景几乎就在发生后的第一时间里被记入了日记。固然有人质疑方方日记记录的准确性,但是我们何时曾见识过如此凸显“在场性”的文字,尤其是置身于大灾难中我们何时曾如此“在场地”见识这直接经验的文字?在海德格尔等现代思想家的眼里,人类进入“现代”以来,我们的“此在之在”被遮蔽了,被主体性形而上学和现代工业技术遮蔽了,所以现代人在世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对“在”的理解和回归。同样的道理也“软埋”在疫情蔓延的武汉市,方方日记以作家的敏锐还原了疫情中被软埋了的“在”。2020年春季的国人,除了“装睡的人”以外,谁都知道,是“隐瞒”和“拖延”造成了这场大灾难,因为隐瞒和拖延遮蔽了病毒幽灵般弥漫人间的事实,而方方则用“在场”的记录抵抗隐瞒和拖延,让被遮蔽的“在”澄明于世人的眼帘之中。世界文学中有一种特殊的种类——见证文学,这一文学种类以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在场性”书写而让人们直面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内涵。假以时日,方方日记必将成为见证文学的一部佳作,因为这部日记是对被权力的傲慢遮蔽了的疫情事件的“去蔽”,它将历史之“在”展现于光天化日之下。只有那些沉沦于权力或意识形态的庇护的“末人”,会因为恐惧“在”之敞开而拒绝方方日记。 人对世界的“凝视”让我们跟世界遭遇,所以“看”把我们投入世界,也把世界展现给我们。方方日记有着强烈的“可视性”,因为这是“看”的书写,或者说是书写的“看”。在方方日记中,我们看到了疫情肆虐人间的苦难和悲情,看到了抗疫前线勇士们的无畏,看到了庙堂上渎职官员的无耻,看到了危难中市井生活的坚韧,还看到了武汉市民以自由为代价的牺牲,国家资源的伟大动员,志愿者们的辛勤和奉献……等等,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谁不让我们看。对于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来说,能够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是他获得关于世界的“自明性”知识的起点,因此在一个人性化的社会中,人们理应获得的第一权力就是“看”的权力,所以鲁迅宣称,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同理,失去了“看”的权力或者甘愿交出“看”的权力,则意味着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当然扭曲和异化的人是不愿意读方方日记的,因为他们不敢且不愿“看”。方方日记以“直面惨淡人生”的笔力将疫情世界里的林林总总置于“被看”状态,让我们在“看”中领悟了危情事件来临时人类的自由意志和自觉意识。方方的文字固然不能等同于“直面”,但是在我们无法“直面”的情景下,这些文字将我们带到了现场。对于芸芸众生而言,“看”是需要勇气的,怯懦者不敢看,甚至不敢在比如方方这样的作家的引领下去“看”。就此而言,方方日记给了我以“看”的勇气。 方方日记,我们在看。 2020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