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Archives: wengao

来源：乐言经研 写《封城第七日》时，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封城会超过七十天！ 1.一滴水最纯净。池子大了，水更容易被搅浑。最初的传言，往往更接近真相。 2.《切尔诺贝利》：为了避免恐慌，他们选择了谎（）言。 3.仓促被迫的无奈选择，哪有对错，更不用赞美。 4.这边黑云压城城欲摧，那边歌舞升平把酒欢。它们发生在同一天。 5.我确信，在武汉封城后头两周内，几近崩=溃的医疗系统，是民间志愿组织支撑起了救护物资供应系统。 6.封城后，第一个宣布禁止中国人入境的国家是朝鲜，第一个从中国撤走侨民的是美国。 7.谎（）言与真相，都可以被垄断。 8.《西部世界》：灾难催生自我意识的觉醒。 9.慌乱、紧张、焦虑、恐惧，在于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在于它突如其来。 10.一夜之间，武汉人湖北人沦为了弃儿，仿佛不是血浓于水的同胞。我很害怕，将来的中国，会不会成为世界的武汉湖北？ 11.火神山医院施工景象我们太熟悉了：然而那里此时并没有一个病患。 12.微信朋友圈里，陆续不能发声的是作家ye夫、法学家秦qian红、书画家陈谢等， 也会轮到老木。 13.所谓“错误”，无一不是17年前的重蹈覆辙，还“填补空白”。 14.那个高烧十日不退的年轻人事后告诉我，求医所经历的一切，让我明白了什么是“人间炼yu狱”。 15.那个坐在阳台上敲锣的女儿，也敲响了居家隔离者呼救的群声。 16.司门口那绝望心碎的一坠。当视频传来时，我正在听冯翔的《汉阳门花园》。司门口紧挨着汉阳门。 17.今天，刷屏的一句话是：我把一生的眼泪都流干了。 18.日子的节点：1月1日，1月3日，1月7日，1月10日，1月13日，1月20日，1月23日。 19.“除夕之夜，遵从政令 ——永别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常kai的yi言，是武汉亡灵的共同署名。 20.2月柒日晚9时，武汉人有一个仪式。李大文夫亮：他的名字，将比那些想要不朽的人高贵和永恒。 21.我无力去做关于真相的拼图游戏，更不想无比正确地指点江山。以我的渺小，我只能把它们放下。–同事黄斌诗《什么都不爱》 22.《权力的游戏》：狮子哪会在乎羊群的想法？ 23. 嫂子们的汉骂，是两千多年以前楚人“不服周”的现代映照。 24.灾难的初始源头和最终结局，在这里往往是最隐秘的禁忌。 25.因先父曾求学于武汉，至今很多亲人仍在湖北。家父去年仙逝。如果他仍健在，必对病毒魔牵魂缠梦。在此我代家父捐款以慰他老人家之灵！—-大学同学捐款留言 26.问：朱自清《春》第二段第一句 答：一切都像刚刚睡醒的样子。小区口令每日更新。 27.要感谢方方，是她捡起了作家和文学掉在地上的脸。—阎nian（连）科 28. 1998年8月1日晚，长江湖北段在嘉鱼簰洲湾溃口。洪水涌进入垸内，灾难最惨烈不是垸中心簰洲镇，而是溃口下那个猝不及防的村落。 29.人们对“口欠口肖人”的定义也发生了歧义：吹的方向不同。 30.竹鼠、蛇、蝙蝠、穿山甲，都可能是中间宿主。现在，终于有专家论证中间宿主可能是“龟类”，就是王八！ 31. “甩 钅呙“是T（体）Z（制）少有的弹性机制。离开TZ，锅就没法甩出去了。 32.“我的yi体捐国家。我老婆呢？”肖贤友的yi言。上面的人喜欢上一行字，下面的人喜欢下一行字。 33.头发越来越长，眼泪越来越短。–朋友严春芳诗《长与短》 34.那个庚子年，那些饿殍一定是听信了那高悬在村口的独一无二的大喇叭。 35.我们相互打听，原来我们都是那1%。 36.弘扬xianfa精神，落实xianfa条文。 37.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道德经》 38.一场阻击战，活生生地打成了一场全民战。 39.“冠状病毒不可怕，只要大家听党话”，红色标语一例。 40.武汉那个病du所，推出了双黄连让国人疯狂，又抢注了“人民的希望”，让美帝懵逼。它还干了什么？ 41.我困守在房内已快二十天，每天看着灾难中的各色情形，正在丧失敏感，渐渐麻木。这很让我自己害怕。我害怕以后当有人问我这个武汉人关于这场灾难，我只会木然地回答：我不知道。你去问医生护士，你去问的士司机，你去问快递小哥，你去问社区志愿者，你去问殡仪装 殓工—– 42.疫情传至日本韩国伊朗后，“抄作业”突然热络刷屏，没几天，又迅速销声匿迹。 43.上午辟谣，下午证实。 44.灾难之后，写诗并非是野蛮的，用无耻的言论继续灾难才是野蛮的。而反抗这种野蛮的唯一办法，就是真实。—诗人小引 45.你等着他道（sorry）歉，他等着你感(grateful)恩。当日金句。… Read More »

来源：凡小西 凡小西 许久没写武汉的事了，不是不想写，也不是没内容写，只是，复杂的心情，无从下笔。 写昨天一句谣言，整个武汉开始疯抢大米，我也买了150斤吗？写那些隐形的无症状感染者？写全世界各国已经被这个病毒整的睁不开眼了吗？还是写我们小区昨天因为团购的一条鱼是死的，最后下着大雨，一家人和志愿者闹得喊来了警察？ 尽管武汉每天新增为0已经许多天了，但是魔幻的2020年依旧在继续，各种闻所未闻的事，还在每天上演。 自从3月25日湖北除武汉之外，陆续解封后，压在我们心中的一块巨石也有所松动，小区的人明显多了起来，每天我会和老公一起下楼散步两三次，楼下会遇到许多邻居，有的打羽毛球，有的在跑步，还有的孕妇在慢慢散步，看着那肚子，似乎要生了。 小区的花也开得很灿烂，不知是因为无人打扰，还是因为我在家里锁了太久，总觉得这些花比去年春天开得更繁盛。 有人说，每一个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自从确诊那一天，未来都必将是一个人的旅程—— 孤独地死去。 或者 治愈后，有家回不去，孤独远离人群 3月27日那天，武汉降温了，天下起了大雨，气温一下子从初夏降到了冬天。而这一天，武汉市各大殡仪馆开始 有序通知逝去者的家属来领骨灰盒。 小杨，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湖北女生，几年前，父亲去世后，小杨随着母亲一起来到武汉生活，妈妈在一家超市做收银员。 母女俩相依为命，妈妈努力工作，每晚八九点才能回家，小杨虽然不到10岁，却已经会做好几种饭菜。每天放学后，她会先写作业，到了八点多，做好饭菜，等妈妈回家。 对于她们来说，一天里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母女一起坐在小桌子旁，一起吃饭聊天。小小的出租屋，也因为她们变得有了温度。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了武汉，小杨的妈妈被击中了，几天高烧不退，最终去医院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 妈妈住院的日子，小杨的奶奶和孙女一起生活。许多夜晚，小杨看着窗户外漆黑的暗夜，瘦小的她都会认真地祈祷，希望妈妈能好起来，她折了很多千纸鹤，上面写着：“妈妈，我最近又学会了许多新菜，等你回家，我烧给你吃。” 可惜，很多时候，我们的祈祷并没有什么用。新冠肺炎夺走了小杨妈妈的生命，大概是因为没见到妈妈的最后一面，很多个清晨，小杨醒来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喊一声妈妈。似乎，日子还和从前一样，妈妈在厨房为她做早饭，催她快起来，不然上学就要迟到了。 3月27日，大雨，小杨和奶奶一起，拿到了妈妈的骨灰。记得，离家的时候，妈妈还和小杨说：“你乖乖在家，千万不要出门，外面有病毒。妈妈治好病就回家。记得给金鱼喂食。”可是，如今妈妈却已经是一盒骨灰。小杨紧紧抱着妈妈的骨灰盒，轻轻说：“这是妈妈。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相比于孤独逝去的患者，还有一群人，他们的痛苦，或许将比逝去者更为绵长且煎熬。这群人就是——治愈后的新冠患者。 阿芳，是一位湖北省黄石市的新冠确诊患者。1月底确诊住院后，她精神好的时候，会打开手机看看微信，然而，许多邻居都在群里骂她和她们家。那段时间，只要阿芳住的附近小区有人确诊，大家都把罪行加在阿芳身上，甚至有人根据网上披露的个人信息，发短信骂她，祝她这种害人精早日去死，活着也是害人。而这样的短信，一天就收到几十条。 最后，不堪重负的阿芳退掉了所有的微信群，甚至大多数时间都关闭了手机。她不得不选择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然而，当阿芳出院后，才发现，灾难并没远离她，而是换了一种新的形式继续存在。 小区的群众堵着门，不让她回家，最后社区的工作人员好说歹说，阿芳被家人接回家了，但是小区的邻居却到门口，强烈要求他们家不开窗，不上厕所，最好出去到酒店住。 这些争吵的场景，都是阿芳的老公去面对，阿芳听着这些话，在卧室默默掉泪。最后协商的结果是，28天不开窗，不出门。 康复后的阿芳，做过几次核酸检测，全部是阴性，身体也在逐渐康复。但是阿芳依然不敢和家人一起吃饭，每天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独来独往。 在家隔离四十多天，阿芳出门倒垃圾了，戴着双层口罩，她下楼了。楼下的花开得正艳，阿芳想看看花，没想到几个邻居看到她，立刻撒腿跑了。 疫情会有结束的那一天，但与之如影随形的恐惧和各种心理问题，却不会立时消散。纪录片《非典十年·被遗忘的时光》记载：“我们采访了3个（非典患者）家庭，每位主人都会战战兢兢问：要不要喝水？介不介意用我们自家杯子？怕不怕非典？” 当时的采访时间，是2013年3月。距离非典爆发已经整整十年。 2003年，中国的非典确诊人数是8069人，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确诊人数，截止到4月1日，中国确诊人数为82631人。 这场传染性极强的病毒灾难，带给我们的可能远远不止死伤，远远不止一些网络暴力，更多的，可能是各种地域歧视、个人歧视、各种心理障碍以及随之产生的悲剧，或许会在灾难过后的许多年，依然存在。 有一位外省的新冠肺炎痊愈后的读者，在后台和我倾诉，回家后，因为小区邻居的反复举报，最终他不得不搬家，挪到了自己在郊区的一处小房子住。那个郊区的小区，几乎就是个空置小区，整个小区大概住了不到20户人家。尽管担心各种治安问题，也忍受着物业严重不配套的各种问题，但是他依然还是选择住在那里，因为他无处可去。 这些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从疑似患者、确诊患者到治愈者，迈过一道道坎，却发现自己成了“感染过病毒的人”，而这个烙印究竟会打多久，最终是否被人群接纳，没有一个人说得出具体时间。 广东的林女士是我的另一位读者，她对我讲了她的故事—— 1月26日林女士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很快，她的所有路径和信息，都被疯狂传播在各大微信群。这份详细的资料，不仅包括自己的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和支付宝账号、qq号，还包括自己老公的所有信息，父母的信息，甚至表姐表哥的全套信息，都在其中。 许多陌生人发短信骂她，说她是瘟神害人精。表姐说，自己的车也被人砸了。因为那份详细信息里，还披露了所有的车牌号码。 对于自己为什么会感染，林女士说自己也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己从未去过湖北，一年内都没接触过湖北人，但是邻居们却不信，坚持认为林女士隐瞒了自己的行踪。 甚至有人直接编造，说林女士有一个湖北的情人，年前两人约会过。谣言说多了，就连林女士的老公也开始怀疑妻子。 对于这样无中生有的谣言，林女士非常难过，也第一次感受到了网络暴力的可怕。 幸运的是，林女士最终康复出院了，可是小区却联系她，让他们最好搬家，或者住酒店，不要住进小区。有一些邻居直接打电话过来说：“希望你做做好事，不要害死了全部小区的人。” 但是林女士还是坚持回到了自己家住，却发现，这层楼的四户人家，几乎全部搬走了。 2月21日，林女士的公司复工了，公司却打电话劝她，希望她半年后再来上班。公司领导甚至用哀求的语气说：“你不要让我难做。” 这一切，都想一把把隐形的刀，把她和人群割离开。林女士说，现在很担心，半年后去上班，同事没会不会像过去那样对她，同时，她也担心，自己经过这半年多的遭遇，也会变得格外敏感，可能人家一个眼神，她都会难过许久。 昨天，是武汉许多企业复工第二天，我的好朋友赵先生去上班了，他们公司在这次疫情中，一共确诊了5名新冠肺炎患者，都已经治愈出院，而且隔离完毕。其中，一位男士就是赵先生部门的。昨天复工第一天，大家发现那位治愈出院的男士没来上班，同事们松了一口气，并且一起给公司领导建议：2个月内，让那位同事不要来上班。不然，大家就一起回家办公。 赵先生和我说这件事的时候，表示：“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治好了，毕竟他是1月底得病的，现在都2个月了。但内心深处，还是担忧和恐惧。” 这个春天，新型冠状病毒疯狂席卷了整个地球，每个人的心头仿佛被扎入了一把刀，疫情慢慢过去，刀也慢慢被拔出，可是刀口却难以愈合，甚至终生无法愈合。 我理解这些新冠肺炎出院患者被人群排挤后的痛苦，我也理解每一位群众对病毒的恐慌。 但是，就像电影《火星救援》里的一句台词： “每个人类成员都有一种本能，帮助彼此走出困境。” 面对凶猛的病毒，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理智一些、科学一些，更多地给予那些苦难中和暴风眼中心的人民一些阳光、一些关爱、一些理解以及一些接纳。帮助更多的人类同胞们，尽快走出伤痛与阴霾。 完

来源：冯天瑜 经心书院 3月18日，经心读书会邀请著名历史文化学家冯天瑜先生主讲《“采风”与“诗谏”》。冯先生从《诗经》《国语》《治安策》《明夷待访录》等典籍出发，鉴古知今，给人以警醒和深思。本文根据当天分享整理而成，经冯先生授权发布。 己亥末、庚子初，疫情发生，特别是武汉“封城”以后，禁足在家，读书思考，逐渐形成几个题目，一是“上医医国”：最好的医生不仅要疗治人身疾患，还须医救国家毛病。二是“商贾救亡”：商贾以发展商品经济为务，又不忘社会担当，例如春秋商人弦高救郑；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主持宜昌大撤退，不畏牺牲，为抗战作出重大贡献。今天的民营企业家（如陈东升、艾路明、阎志等）在抗疫间斥资献力，昭显爱国护民精神。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是吾国经济两大支柱，缺一不可。那种鼓噪一时的“民营经济下课”及贬抑民营企业家的调头，在这些古今史例面前不攻自破。 今天谈第三个题目——《“采风”与“诗谏”》，涉及言路开放问题。关于此题，国史有丰富载述，虽然那是君主制时代的史论，但开通言路是一个普遍性、永久性议题，现时代仍可从历史记述中获取有益教训。 “采风”乃古之良制中国古代政制有两大系统——封建分权的“周制”与君主集权的“秦制”。社会相对宽和的周制，有一种沟通上下，使信息畅达的举措，这便是“采风”——朝廷派专人到民间采集反映民情的“风”。风的本义是空气流动，引伸为风俗、风教，具体指承载民俗民情的民歌。“采风”便是搜集反映民俗民情的歌谣。 无论古今中外，包括古代的清明治世和现代民主制，社会的上下层总是存在距离、难免隔阂的。而要缩小距离，化解隔阂，便需要执政方倾听民意，体察下情，纠正国政弊端；而民众则有义务、有权利将意见上达朝廷。周代的“采风”便是沟通上下信息的一种举措。 当然，采风的一个直接目的，是提供宫廷乐舞演出所需要的歌词和曲调。而上层人士欣赏采风所得民歌，便随之获悉下情，这比倾听一味歌功颂德的谀词有益得多。终年陶醉于吹捧之中的君王，定然昏瞆，如西晋惠帝，当饿殍遍野之际，却问身边侍臣：“百姓既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晋书·惠帝纪》）西晋的速亡，与惠帝一类昏君昧于民情大有干系。 周代享国791年，是史上历时最久的朝代，这与其实行下情上达的采风制颇有关系。文王、武王、周公、成王、康王、宣王等深怀忧患，勤谨治国，原因之一是了解社情民意，这得益于采风制。 周朝专设采诗机构，由职官收集民歌向上呈报。《汉书·艺文志》云： 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采诗之官，分“行人”（采访员）和“太师”（审查、修饰采诗的长官）两级。此制运作过程略为：“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每年三月，气候温和，朝廷派专门采诗的行官，敲着木梆子，向路边人招唤：我来了，大家有什么好的诗歌，都告诉我。行人返回朝廷，把所采之诗献给高官太师，太师对这些诗进行加工，并令人配上音乐，以在宫廷演唱。天子通过这些来自民间的歌曲，知道老百姓怎么想的，老百姓对时政有什么意见。 周代采风所得甚丰，据说古诗三千，孔子删留三百篇（有学者认为删诗者不是孔子，而是众人汰选的结果）。《论语》多言“诗三百”，显示春秋末存诗状况，传世至今的诗305篇。《诗》由《风》、《雅》、《颂》组成。《风》即国风，为十四个诸侯国加上周天子直接管辖的周地的民歌，共为“十五国风”，160篇，占《诗经》篇幅之半。大小《雅》多为卿大夫诗作，也有民歌；《颂》是庙堂诗乐。诗三百篇，尤其是十五国风，涉及西周到春秋末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了民众的喜怒哀乐，不乏对时政的尖锐抨击，以后列朝也没有以“妄议”删除“怨望”篇目。 周代的采风制，秦汉有所承袭。如秦朝设乐府，汉朝武帝以后正式成立乐府，采集民间歌谣及文人诗篇，不乏卓异篇章，如“乐府双璧”《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反映了民众所关心的社会问题。《汉乐府》与《诗经》《楚辞》在中国文化史上三峰并峙。 从诗经到乐府诗，也有歌功颂德篇章，但数量有限，其历史认识价值和文学价值不高，而放射光芒的，多为反映生民真情实感，洋溢着社会批判精神的篇什： 一，揭露政治弊端，谴责权贵。如《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麦”，将贪官污吏比喻为粮仓里吃得肥硕的老鼠。 二，控诉兵役徭役。《君子于役》“一日不见如三秋”，对苛重的徭役发出怨愤之音。汉乐府的“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痛陈兵役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唐代诗人杜甫承其绪，“三吏三别”尽写民间疾苦。 三，男女追求恋爱自由。如《国风》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皆千古不朽的爱情篇章。《孔雀东南飞》控诉礼教的残忍，赞颂焦仲卿夫妇的坚贞。 四，农事诗。表现农业生产过程和农人疾苦，“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些诗歌非常有价值。现在研究中国农耕文明，无不引用《诗经》的农事诗。沿着诗经传统，后世有很多惜农作品，如唐代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白居易的《观刈麦》《卖炭翁》等等皆为佳作。 五，爱国抗敌诗。表现人民抵御外敌入侵的壮丽诗篇。《诗经》的功能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指联想、启示；“观”指了解社会民情，观察风俗盛衰；“群”指通过诗歌，使大家交流思想、联络感情；“怨”指讽喻社会不良现象，尤其是讥刺政务弊端。讽刺诗（怨望之诗）在《诗经》中占较大比例，《诗经》洋溢着社会批判精神。而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周代采风制有直接关系，这便是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诗·大序》（相传子夏撰）有一段阐发如何对待批评的文字：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 “上以风化下”，指统治者以《风》教化下民；“下以风刺上”（“刺”有指责、揭发讥讽之义），指下民以《风》讽刺、责难当朝。这就道出“风”沟通上下的双向功能。《诗·大序》又讲，社会批评不宜采取直白的说教，而应该“主文而谲谏”。“主文”，就是用文学化的方式规劝；“谲谏”之“谲”可释为狡猾、聪明，“谏”即提意见，“谲谏”是用委婉而生动的方式提意见。 《诗·大序》进而指出，听意见的人（主要指统治者）应持的态度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提意见是无罪的，意见正确固如是，即使意见欠妥，也是无罪的。无论意见确切程度如何，听意见者都足以引为鉴戒。只有如此，提意见的人方无顾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此一“纳谏”卓论，烛照千古。 关于纳谏，《战国策·齐策一》有一精彩故事，这就是大家熟知的邹忌劝诫齐王纳谏。《古文观止》收录《战国策》这段文字，命名“邹忌讽齐王纳谏”。我少时读古文，主要用《古文观止》本子，里面的不少篇章留下深刻印象。 《战国策》所讲故事如下：齐国谋士邹忌长得漂亮，夫人夸奖他比另外一个美男子徐公还要标致。后来邹忌见到徐公，对着镜子一看，觉得自已大不如人。这使邹忌领悟到，身边人的颂语是靠不住的，不能被其美言蒙蔽。邹忌把这个感悟告诉齐威王，劝谏齐威王切勿被“私王”“畏王”者所误。齐威王接受邹忌意见，“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如果臣民能够当面指出我的过失，给予最高奖赏；如果不当面讲，“上书谏寡人者，受中奖”；如果上书也有顾虑，“能谤议于市朝”，在外面市场批评我的，受下赏。此令一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谏）进”。齐威王参酌这些意见修改政策法令，齐国很快强盛起来，燕、赵、韩、魏得知，都到齐国来朝拜。“此所谓战胜于朝廷”——不用派兵出征，在朝廷修政，便赢得胜利。 《古文观止》编者在这一故事后按语曰：“千古臣谄君蔽，兴亡关头，从闺房小语破之，快哉！”点破“言谏”与“纳谏”的妙处。 “开诽谤之路，纳忠谠之言”纳谏的要义，在于接纳“诽谤”，这是需要雅量的。 古时把批评称之“诽谤”。今日衍为贬义词的“诽谤”，古时是褒义词或中性词。“诽”是背地议论，“谤”是公开指责，周代的采风制，便是开“诽谤之路，纳忠谠之言”。“谠”意为正直，“纳忠谠之言”即接纳忠实正直的意见。 天安门前优雅而壮观的华表，大家都熟悉，游人常将其作为留影的背景。若作历史追溯，这汉白玉华表是从谤木演化来的。“谤木”为何物？《吕氏春秋》讲，古圣王尧舜禹汤为了解下情，采取一些方法：“尧有欲谏之鼓”，尧帝在宫庭前安设大鼓，供人敲击，尧闻声出来听取意见。“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鼗”。现在谈谈“诽谤之木”。 诽谤之木，简称“谤木”，是朝廷门口树立的一根木柱，上面可以挂木牌，臣民对朝政有意见，书写于木牌，挂在谤木上。《战国策·齐策》记载：齐威王在王宫门前树立一根与人身体等高的木柱，称“诽谤之木”。谤木与人身体等高，以便人们悬挂书写意见的木牌，官吏定期收集木牌呈给威王看，威王就知道哪些政令需要修正，这样齐国官风国政大为改观。 故事在延伸。齐威王死后，人亡政息，君王不再倾听批评，谄上之风重起，臣下专说好听的话：王很伟大，我们要好好学习王令，不变样地照办。这样一来，谤木就没有用处了，但朝廷又不好意思撤去谤木，于是将榜木高度提升，书写意见的木牌挂不上去，谤木也就变成装饰物，以后演化为映衬宫廷壮美的华表，收集意见的功能完全丧失。 汉初文学家、少年天才贾谊的名篇《治安策》主张学习周朝，让太子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太子成人以后，还须保持几样要件：“记过之史”（记载政策朝廷过失的史官），“进善之旌”（仿效尧舜，在宫门树立一面旗帜，有意见的人站在旗帜下面发表意见），“诽谤之木”（人们有意见可以挂上去），“敢谏之鼓”（供人击鼓进谏）。要让“大夫进谋”，“士传民语”。贾谊说，秦朝二世而亡，原因之一是拒绝真活，指鹿为马；而周朝国祚八百年，得益于开“诽谤之路，纳忠谠之言”。诚哉斯言！ 头脑清醒的国君，皆有接纳批评的气度。下举三例。 北周宣帝时，大臣于义上疏指谪朝政，宣帝认为于义是在诽谤朝廷，御史大夫颜之仪批评宣帝道：“古先哲王立诽谤之木，置敢谏之鼓，犹惧不闻过。”古圣王生怕听不到时朝廷过失的指责，而现在于义对朝廷提意见，不可以下罪。宣帝听了颜之仪的劝诫，马上放弃处罚于义的想法，表示要让人讲话，允许批评。 东汉有个叫任延的官员要出任外官，汉光武帝刘秀告诫临行的任延：好好服事上司（“善事上官”），而任延颇有风骨，当即反诘皇帝：让我对上司唯命是从，就会造成上下雷同，大家都如一个模板出来，这不是皇上你的福分。（“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光武帝不以为忤，赞叹道：“卿言是也。“ 武周时期（武则天称帝，改唐为周，史称武周），有个张姓官员编歌谣嘲讽官制松弛，沈全交续写歌谣，指责武周职官泛滥，被御史逮捕，准备以诽谤朝政、败坏国风定罪，武则天阅览歌谣后笑道，沈氏是要官府莫乱来，干嘛要处罚他呢？并说：“何虑天下人语！”武则天确乎有点接纳异见的气量，“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作《为徐敬业讨武瞾檄》，历数武则天篡夺罪恶，称其“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武则天读檄文时，或微笑，或不悦，最后大赏其才，说骆宾王这么有才华的人未被庙堂所用，是宰相的过错。 当然，史上多有君上拒绝批评，堵塞言路，导致国家衰亡的例子。《国语·周语》的一段名文收入《古文观止》，拟题《召公谏厉王止谤》。文曰，周厉王残暴虐民（“厉王虐”），老百姓批评国君（“国人谤王”），元老召公告诉厉王：老百姓为什么批评你，因为他们实在受不了你的做法。周厉王听了很恼火（“王怒”），不但没有接受召公的意见，反而启用名卫的巫，严厉监视、镇压乃至杀害诽谤之人（“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老百姓很害怕，不敢说话，在路上只能用眼睛表示意思（“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周厉王很得意（“王喜”），告诉召公，我有办法消除诽谤，使老百姓不敢言（“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反驳道：老百姓不敢讲话，并不是大家没有意见，而是你障碍了言路。接着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防止老百姓讲话，堵塞大家的口，好比是江河水涨时，不让流淌下去。川流只能疏导，不能堵塞。应该让老百姓讲话。厉王不听召公劝告，于是老百姓更加不敢说话了。结果朝政愈益败坏，忍无可忍的国人终于把厉王赶走，“三年，乃流亡于彘。”厉王逃亡后，便有召公、周公等贵族联合执政，这是中国古史上少见的一次“共和行政”。 统治者不让人讲话，拒绝批评的史例甚多，这是君主专制的普遍现象，即使在比较开明的唐朝和宋朝，也时有发生。前面提到的《悯农》的作者李绅，因诗作陈述农民苦难，被人打小报告，说是诽谤朝廷，李绅几乎入狱。宋朝苏东坡写《山村五绝》，对底层民众疾苦深表同情，也被人安上“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的罪名，在乌台诗案中受到严厉处罚，甚至有人主张处斩。毕竟宋朝太祖留下遗诏，不杀议政士子，所以苏东坡没有掉脑袋，而被贬谪黄州。 因言获罪的现象在君主专制时代相当普遍，也一再导致社会灾祸，故召公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成为垂之千古的警语。 “公其非是于学校” 上对下“纳谏”，下对上“言谏”，构成一种纠错机制，有益于社会生态平衡。周厉王不让人讲话，落得身败名裂，与此相反，古代也有开放言路、接受意见的明智之例。这虽然是君主体制内的举措，但包蕴着的智慧可供今人玩味。 唐宋很多诗文批评朝政，人称唐诗为“诗谏”，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各个方面。武大中文系尚永亮教授，研究唐宋贬谪士人的诗文。韩愈、柳宗元、苏东坡等等，被贬谪以后，深入下层，对时政的批评入木三分，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阐发“苛政猛于虎”、“苛政毒于蛇”。 中古以降的“言谏”，渐渐触及到朝野关系、官民关系。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在《送薛存义序》中对官民关系有新的解释，全然不同于与他齐名的韩愈《原道》的尊君抑民论。 友人薛存义启程赴官任，柳宗元追至江边为之送行，并有一番赠言： 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值，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柳宗元指出，地方官是老百姓的仆役，并非役使老百姓的。老百姓靠田土生活，拿出田亩收入的十分之一，雇佣官吏为百姓主持公道。现在做官的拿了百姓给的俸禄，应当是官吏敬畏百姓，而不是相反。柳宗元之论，被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发挥。 宋太祖了解下情民心，他强调，是民众养着官吏，官食民饭，宋代在衙门口立石碑，上书十六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诚哉卓论！ 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指出，君民不是主奴关系，而是类似一起扛木头的同事那样的关系。（《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进而指出，是非标准不能由君（朝廷）独定，引出“公其非是于学校”的辉煌命题。 传统中国是非标准一向由朝廷决定，但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说，是非不能由朝廷决定，而要由学校，即由有知识、有见解的社会公众商议。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舆论和舆论监督问题上的飞跃性认识。在两汉时期，朝廷把监督与上谏的任务交给言官。言官包括两种，一是监察官，二是谏官，他们共同对舆论畅达起到一些作用。但言官毕竟是由帝王、朝廷任免，反映的意见有局限性，所以还应该广开言路。《明夷待访录》的“公其非是于学校”便是卓异的见解。 有人把黄宗羲之议称作中国的《社会契约论》，这有一定道理。但此说并不完备，应当讲，《明夷待访录》所言“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应该“公其非是于学校”，把舆论的发纵地交还给社会，交往给公众，其实是继承和发扬了先秦以来的“采风”—“诗谏”传统。中国文化存在着走向民主与法治的内生资源，不能把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诉求完全视作舶来品。 感谢大家倾听，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经心书院介绍 经心书院为同治八年（1869年）晚清名臣张之洞在武昌所创办的著名书院，是湖北省重要历史文脉。今由一群有使命感的企业家共同发起复建，旨在“文化传承、智慧分享、兼济社会”。

来源：王悦 南风窗 78岁高龄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迎来了他人生的“至暗时刻”。 这不仅是因为意大利在短短一个多月内，成为了整个欧洲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而这种疾病对于65岁以上的老人来说有可能是致命的。更重要的是，阿甘本处在了欧洲哲学界近年来最大的一场论战的中心。 阿甘本在哲学界的地位备受尊敬，但他对疫情的思考却引发了几乎整个欧洲哲学界的反对，即便是其朋友也难以认同。 在这场论战中，哲学家们关心的是欧洲的疫情到底有多严重？各国政府的防疫措施是过于严厉还是过于宽松？疫情过后，欧洲还能够恢复往日的样貌吗？疫情还在酝酿着一种尚不可捉摸的政治后果？ 无端的“紧急状态” 自从1月31日罗马出现首2例新冠肺炎病例，意大利政府就宣布进入为期半年的“国家紧急状态”，并暂停了所有往返意大利和中国大陆及港澳台的航班。在此后的20天里，意大利境内仅新增了1例本国籍病患。 好景不长，2月21日后，北部伦巴第大区突现社区传播，确诊病例猛增，甚至在第二天就出现首例死亡病例。 显然，“国家紧急状态”已经不足以应付疫情的突袭。意大利政府在2月22日宣布对密集出现疫情的北部伦巴第、威尼托两大区11城镇的约5万居民实行隔离检疫，并在该区域内实施了多项管制措施，包括禁止公众集会，取消一切体育、宗教活动，关闭学校、酒吧等。此后，官方还增派了警察在隔离区巡逻，并派遣军队介入隔离区的检查站。 论战的导火索是2月25日，阿甘本在《宣言报》和“任意”出版社的博客上刊登的一篇社论，题为《由无端的紧急状态带来的例外状态》。但让老哲学家感到担忧的，并不是疫情的蔓延，而是意大利政府采取的强硬防疫措施。 阿甘本指责意大利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疯狂、不合理且毫无依据的”，因为意大利国家研究中心的声明显示出，疫情并未像媒体和政府官方渲染的那么可怕。 在阿甘本看来，政府以“卫生与公共安全”为名的法令条款“模糊且不确定”，却会让悬置法律效力的“例外状态”合理扩散到意大利所有大区。他更担心当人们习惯了恐惧，这种恐惧会转换为一种对安全的渴望，人们会为了满足这种渴望自愿放弃个人自由。 也许是因为阿甘本发表这篇社论之时，欧洲疫情的严重程度的确尚不明朗，阿甘本的判断是否正确也无从知晓。 实际上，在意大利，并不只有阿甘本对政府的严厉措施怀有抵触情绪。政府重启“国家紧急状态”，无疑令意大利人苦涩地回忆起1970年代当局为镇压“红色旅”等极左团体动用“莫罗法”制造的“白色恐怖”。 两天之后的2月27日，阿甘本的“老朋友”、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首先发难，他在“二律背反”网站上发表题为《病毒性例外》的简短回应文章。论战的序幕拉开。 身处法国的南希也许感受到了疫情的紧迫。就在这一天，法国的疫情迎来了第一个高峰，当日新增20例确诊病例。南希提醒“老朋友”注意，我们有疫苗应对“常规”流感，但是还没有疫苗可以对抗新冠病毒。这个差别会使得冠状病毒有更高的致死率。 至于“例外状态”，南希则认为不能仅仅归咎于意大利政府，因为“这种例外实际上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成了一种规则”。换句话说，真正有益的政治反思应当把矛头指向全球化，而“政府只是可悲的执行者”。 事实上，据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的防疫并非如铁桶一般，而是漏洞百出，造成了一种“封锁归封锁，活动归活动”的态势。 对哲学家马西莫·卡奇亚里而言，真正的“例外”是这种完全混乱的氛围。他在27日接受《新普利亚日报》的访问时感叹：“如果俱乐部照常开放，那么，在没有新冠病毒染病记录的地区封闭学校的意义何在？” 与阿甘本对政府限制自由的担忧形成鲜明反差，卡奇亚里抱怨政府“脆弱且无脑”，只能被动遵循孤立主义的逻辑。 3月1日，意大利政府和议会通过了《防控新冠疫情法令》，将意大利分为“红区”、“黄区”和安全区。3月4日，意大利首次出现单日死亡病例过百。 与此同时，阿甘本的文章引发的争议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哲学家加入到批判阿甘本的行列。“二律背反”网站则成为了学者们论辩的主战场。 创办《欧洲精神分析期刊》的意大利哲学家塞吉奥·本维努托3月5日发表文章，题为《欢迎来隔离》。（他拿自己的名字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因为在意大利文中，本维努托的意思就是“欢迎”。） 虽然本努韦托把阿甘本称作“我最喜欢的哲学家之一”，但是他并不认同阿甘本。他认为，阿甘本把政府采取的措施看成是“统治阶级暴虐本能”的结果的观点既不切实际，也容易助长阴谋论。 而且，人们面对未知病毒的恐慌并不是“非理性的”。在当前，政治权力选择制造恐慌，以鼓励人们隔离病毒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阿甘本的“至暗时刻” 3月8日，来自印度的两位年轻哲学家沙吉·莫汉与迪维亚·德维迪也向阿甘本宣战。 两人发表《被遗弃者的共同体：回应阿甘本与南希》，大致认同南希的反驳。他们认为，与“例外状态”相对的“普通状态”只存在于阿甘本的想象中。比如在印度就不存在处在普通状态的人，几乎所有人都因属于特定种姓而可以称作是“例外”的。 此时疫情已急转直下，包括米兰、威尼斯、帕尔马等在内的11座城市，被意大利政府宣布“处于隔离检疫的警戒状态”，而意大利单日新增确诊数却还是突破了1500例，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万。 总理孔特在3月10日凌晨签署全境防疫法令，使得意大利成为全球首个为应对新冠疫情，在全国范围实施封闭政策的国家。 但是阿甘本并未动摇。他在意大利封国的第二天3月11日发表题为《论感染》的文章再次申明立场，想要揭示“传染”这个医学概念的生命政治学意涵。 阿甘本引用了曼佐尼描述1630年代米兰大瘟疫的小说《约婚夫妇》，谴责意大利政府的措施“实际上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潜在的涂油者”。他担忧这些防疫措施有可能导致的“人际关系的恶化”。 哲学家洛可·隆奇在14日发表的《病毒的美德》中对防疫措施做了与阿甘本截然相反的解读。与人保持距离并不是对自由的限制，因为真正的自由是“在特定情况下做必须做的事情”。隆奇也不像南希那样认为今天只存在“例外”，而是根本不存在“例外”。 “病毒显示出，整体必然包含在部分中，而在自然中没有任何自治的领域可以构成‘例外’。”有些人面对疫情蔓延而不愿有所行动，正是因为他们愚蠢地相信自己的“例外”。 真正让阿甘本备受打击的，是哲学家兼记者保罗·弗洛雷斯·达凯斯在《微型巨人》杂志发表的文章。 这篇于3月16日刊出的文章《哲学与病毒：阿甘本的幻觉》言辞尖锐，达凯斯显然没有阿甘本的朋友和崇拜者那么客气。他嘲讽阿甘本“偏爱迷信的传播与神学的反刍，偏爱精神上的娱乐和反科学的驱魔，偏爱平庸的抱怨和自恋的妄想”。 因为阿甘本的文章“旨在证明并没有传染病，而只有传染观念的传播”。达凯斯断言，阿甘本提供的是一种“糟糕的哲学”，在逻辑手册上需要添加上“阿甘本的失败”。 达凯斯的言辞彻底惹恼了阿甘本。老哲学家在第二天17日发布声明：“一位意大利记者此前发挥自己的职业优势，误解和扭曲了我对一些伦理学困惑的反思”。但声明的大部分内容，只不过重复了他在前两篇文章中的观点。 显然，阿甘本并没有要修正自己的观点的意思。他只是要强调自己担忧的不只是当下，还有瘟疫结束之后，我们该如何共同生活。 不过，形势已经对阿甘本极为不利。本努韦托直接把第二篇文章定名为《忘记阿甘本》。他无疑是模仿了43年前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批评福柯的文章《忘记福柯》。 阿甘本的另一位“老朋友”、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伊·齐泽克也在《温情脉脉的野蛮行径乃是我们的宿命？》中表明，“虽然对阿甘本充满敬意，但我不同意他的见解”。他认为，保持身体上的距离是出于对对方的尊重，而不一定会“把人们分割开来”。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非常坦然地承认了这一点。 埃斯波西托与南希：“生命政治”之争 唯一站出来为阿甘本辩护的是哲学家罗贝托·埃斯波西托。 2月28日，他为《共和报》和“二律背反”网站各写了一篇文章，分别题为《党派与病毒：生命政治当权》和《“治”到最后》，主要是为了回应让-吕克·南希。 实际上，埃斯波西托和阿甘本的哲学工作有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生命政治”。它成了这次论战的另一个焦点。 “生命政治”的概念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指涉18世纪西方社会出现的一种将人民当作生物性人口加以计算和调节的治理技术。这种治理技术结合了人口学、统计学、公共卫生和都市计划等新兴知识，政治权力从此不再通过死亡的威吓施展，而是专注于养育国家的人口素质。 阿甘本在福柯的基础上提出了“神圣人”和“赤裸生命”的概念，用来表示“例外状态”下被政治弃置的人的处境。埃斯波西托则敏锐地意识到，南希对阿甘本观点的疑虑源自于他对“生命政治”概念由来已久的怀疑态度。 埃斯波西托认为，“生命政治”在现代社会的应用有目共睹，而南希所使用的“病毒性”一词本身就表明生命政治的污染跨越了政治、社会、医疗和技术多种语言。 埃斯波西托同意阿甘本，虽然长时间以来，紧急法令都被用以应对疫情，但却“并非绝对必要”。将政治推向例外状态，终究会损坏民主国家所珍视的权力平衡。 不过，埃斯波西托的观点要更为折中。他也像卡奇亚里一样意识到，当下意大利政府表现出的与其说是极权主义，不如说是“公共机构的崩溃”。 在阿甘本发布《声明》的同一天3月17日，让-吕克·南希再次出手。这次他直接表达了他对“生命政治”及其狭隘视野的反对。就在前一天，法国政府也继意大利之后宣布了迄今最为严厉且彻底的“封禁”措施。 南希在视频中朗读了自己的长文《一种太人性的病毒》，他更加肯定地宣称，“作为一种瘟疫，冠状病毒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全球化的产物”。各个国家的“例外状态”必须结合人类的整体处境来看，否则就只会让人陷入阴谋论的狂想。 “生命”和“政治”两者都呈现出自身的复杂性，令人难以掌控，这使得谈论“生命政治”显得非常“可笑”。… Read More »

来源：尹国明 明人明察 九、方方的日记在国外为什么那么受重视？      方方日记的危害性，还可以从美国对方方日记的重视程度及政治意图分析得出。      我们前文说过，美国是当今世界最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对美国来有利的，什么是有威胁的，美国从不含糊，立场坚定且分明。 美国这一次对方方日记重视到什么程度呢？不仅仅美国之音等美国媒体连续密集报道，方方日记还登上《洛杉矶时报》的头版，题目是“来自武汉真实的声音”。 九、方方的日记在国外为什么那么受重视？      方方日记的危害性，还可以从美国对方方日记的重视程度及政治意图分析得出。      我们前文说过，美国是当今世界最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对美国来有利的，什么是有威胁的，美国从不含糊，立场坚定且分明。 美国这一次对方方日记重视到什么程度呢？不仅仅美国之音等美国媒体连续密集报道，方方日记还登上《洛杉矶时报》的头版，题目是“来自武汉真实的声音”。 照这个趋势，诺贝尔文学奖很快就向方方招手了。       国内已经有文化学者这么建议了，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唐翼明提议：下次诺贝尔奖应该颁给方方。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方方日记重视到如此程度，当然是因为方方日记里面有他们需要的东西。这些国家这么看重方方日记，目的自然是要借方方日记全盘否定中国抗击疫情取得的成绩，以“方方日记”为依据，寻找中国“失败的证据”。      美国是西方的代表，所以分析时以美国为例。       对美国来说，疫情的严重程度隐瞒不下去了，每天的数字在翻着筋头暴增。美国确诊人数已经突破16万的事实，媒体也没办法屏蔽在舆论场主流视野之外了。       如果方方们用同样的标准审视这场中外抗疫行动，“血泪”、“炼狱”这些词用在美国和西方身上，显然更为合适。     这场疫情作为一场面向全世界的考验（考试），美国还有欧洲以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正在面临一场制度信任危机。      长期笼罩着经济高度发达、医疗高度发达、体制先进光环的欧洲、美国，被一场病毒引发的疫情搞的一地鸡毛。先是欧洲，后是美国，成为全世界疫情的“震中”。 看看下面这张昨天的中国以外世界疫情地图（最新数据又有快速增加，美国确诊人数超过16万，意大利超过10万），被发达国家霸榜了，中国现在是世界疫情中最大的安全岛。  西方虽然现在竭力避免把抗击疫情的表现差别和体制差别联系在一起，但在中国疫情严重之时，西方可是把疫情和体制捆绑在一起进行分析的，希望新冠疫情变成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事件，西方政客和媒体人都在等那一天。      但中国让他们失望了，也让中国的精神美国（西方）人失望了。剧本没有按照他们的设想演绎，最初想隔岸观火的西方，现在自己正在体验烈火焚身的感觉。      中国人还真没有幸灾乐祸的想法，那是美国人和精神美国人时常出现的想法，比如2008年四川发生大地震，美国明星莎朗斯通就公开说：“四川地震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是中国人的报应！”。中国的媒体和文化学者也有样学样，发明了“天谴说”：“这就是天谴吗？死难者并非作孽者。这不是天谴，为什么又要在佛诞日将大地震裂？”      美国一些政客还有美国一些媒体，正在忙着做两件事：一是如何帮特朗普政府推卸因前期的隐瞒和懈怠而导致疫情失控的责任；二是如何维护美国的制度光环不因疫情而褪色。  … Read More »

来源：立平观察 孙立平社会观察 我们处在公元前后那样的分水岭？ 在经历了重大历史事件之后，这个世界会变还是不变？这是很多人脑子里的一个问题，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问题。 当今的疫情，就是一个这样的事件。疫情还没过去，人们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疫情过去之后，这个世界会不会发生一些大的变化？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最敢想的可能要算《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了。他在3月份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新冠肺炎是新的历史分期的起点》。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新冠肺炎将成为“公元前和公元后”那样的历史分期的起点,。就是说，新冠前新冠后，将是如同公元前公元后一样的两个不同的时代。法国的张伦教授也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第三次世界大战”， 从此人类历史会分为“2020年之前”和“2020年之后”。 实际上，诸如新冠这样的瘟疫或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上，确实不时扮演重要的角色。 有的朋友还会记得，前一段时间，本公众号曾转载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丁学良教授的《几次大瘟疫改变西方文明史》。还有一篇是资料性的，《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5次大瘟疫》。此外还有一篇，是我写的读书笔记，《为什么是枪炮、病菌和钢铁？》。这些文章涉及的都是历史上经常被人们遗忘的一个角落：病毒、细菌、传染病在历史上所造成的巨大影响。而这些，对于我们理解人类历史的变迁，理解人类文明的演进，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角度。 在历史上，瘟疫是如何影响历史走向的？ 但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主要是历史学的研究，而历史学的研究又主要是以事件的呈现和史实的考证为主，而缺乏抽象和概括。既然瘟疫或传染病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如此之重要，那么其起作用的模式有哪些？机制是什么？尽管在这样一篇短文中，我们不可能做深入的探讨，但至少可以做一个粗略的类型学的梳理。 1、地缘政治格局甚至世界格局的改变。这其中最著名的是欧洲对美洲新大陆的征服。过去，一提到这个殖民的历史，人们想到的就是坚船利炮。但实际上，瘟疫，尤其是天花，在这当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只要你看一下当时美洲最发达的阿兹特克和印加两个帝国被征服的历史，就可以明白这一点。这个影响，可以说是划时代的。 2、显赫帝国的没落以及历史进程的改变。回顾历史，尤其是在传统时代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转折，往往是与瘟疫分不开的。我们都知道历史上盛极一时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其由盛转衰的过程，都与瘟疫不无关系。公元前430年至前427年，雅典城邦爆发的瘟疫，是古希腊由盛转衰的起点。罗马帝国，两次大的瘟疫将其折磨得虚弱不堪，外族一进攻，就垮了下来。强盛一时的东罗马帝国也是被瘟疫折磨得元气大伤。 3、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我们都知道，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美洲的土著是印地安人，据估计人口在5千万到1亿之间。在欧洲殖民主义者对美洲扩张的过程中，大量的印第安土著消失了。在这当中，绝大部分其实是死于欧洲人带去的天花、麻疹、霍乱、伤寒、鼠疫、流感、白喉等严重的传染病。而14世纪席卷整个欧洲的被称之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有专家认为，人口的锐减，劳动力的短缺，海外市场的发现，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欧洲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步入了工业化的时代。 4、社会与文化层面的变化。瘟疫以及于此伴随的死亡，对社会甚至人们内心精神世界的冲击是巨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会痛定思痛地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重新思考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所以，学者普遍认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以及现代科学的发展，都是与黑死病这场巨大的瘟疫分不开的。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这场瘟疫成为“中世纪中期与晚期的分水岭”、“标志了中世纪的结束。”经历了黑死病后，欧洲文明走上了另外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更加光明的道路。 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课题 从上面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瘟疫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以及影响的方式。那这一次的新冠疫情，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影响当今的世界？老实说，看了弗里德曼自己的论述，我多少还是有点失望。他的分析很难支撑前面那样一个大的判断。反倒是他引用的另外一个分析框架，给人们以很大的启发。 这个框架就是紧密型国家与松散型国家。提出这对概念的，是马里兰大学的Michele Gelfand教授。她曾经写过一本书，《规则制定者，规则破坏者：紧密和松散的文化如何连接我们的世界》。她将国家分成两类，一类是“紧密的”，另一类是“松散的”，分类的依据在于这些国家是更重视规则，还是更重视自由。诸如中国、新加坡和奥地利之类的紧密型社会，存在许多规则以及惩罚措施，以规制社会行为。这些地方的民众习惯于较高程度的监管，旨在强化良好的行为。而在美国、意大利和巴西等国，盛行的则是松散文化，通常规则更弱，氛围更加宽松。 Gelfand教授指出，这种紧密和松散的差异形成，并非随机的，“通常拥有严刑峻法的国家是那些在历史上发生过饥荒、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大瘟疫的国家。这些灾害频仍的国家在数个世纪的斗争中，走出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严密的规则和秩序可以挽救生命。与之对应，几乎没有受到灾害威胁的文化地域，例如美国，还能享有保持松散的奢侈。” Gelfand教授的这对分析框架，对于认识不同国家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中的表现出的差别，非常富有启发。在这次疫情中，人们可以发现，中国、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表现出很高的效率，也做得更为成功。韩国虽然在开始的阶段比较被动，但很快就转转了局面。这些国家和地区，都身处东亚，文化比较相近，可以归类为Gelfand所称的紧密型文化或国家。相反，在美国和欧洲，尤其是欧洲，流行的则是松散型文化，整个国家的架构也是按照这种原则设计的。尽管这种类型的文化和制度架构，可能有利于平时的创新，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幸福感，但当遇到瘟疫这种非常状况的时候，其弊端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所以，Gelfand教授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的松散文化需要一次大转型。 不知弗里德曼在引述上述框架的时候，是否真正意识到他所讨论问题的实质性。但在我看来，他引用的这个框架可能是疫后要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在疫情之前，两种模式之争就又一次浮出水面。而疫情的发生，尤其是不同国家对疫情的不同应对，将会使这个问题更进一步地凸显出来。换句话来说，疫后可能会面临着对体制优势问题的再次争论和评估。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什么新的思想出来？如何权衡紧急状态下与正常时期的选择？这些反思对未来世界的走向会有什么影响？可能都是特别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来源：复兴网 文 ｜ 张宏良 　看到大家对批判方方问题讨论的很热烈，感到有几句话需要提醒大家一下。大家对方方的本质认识很准确很到位，认为她是阶级敌人，是文化汉奸，对这个问题的批判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是现在需要炮火延伸，需要将战场引向深入，而不能只停留到现在对方方个人的批判，如果只停留在现在对她个人的批判，就会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方方这样一个阶级敌人加汉奸，能够在中国通行无阻完全是个人品质决定的。 　　如果把一切都归咎为方方的个人品质，那么我们和五毛党就没有两样。五毛党也批方方批茅于轼，就像蒋介石也批汪精卫一样。但是他们和我们共产党批汪精卫的结论是不同的，蒋介石认为汪精卫当汉奸是个人品质决定的，我们认为汪精卫当汉奸是他的阶级立场决定，是他和蒋介石共属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决定的，没有汪精卫也会有张精卫王精卫等等。 　　现在批方方也是这个问题，方方是反共的阶级敌人，是反华的汉奸，这一点已经没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谁把这样一个反共和反华的人弄到了厅级干部的位置?是什么因素把她的反共作品指定为获奖作品?又是谁赋予了她法外特权?法律规定，疫情间造谣者要判7年有期徒刑，而整个疫情期间最大的谣言就是方方那个手机图片的谣言了，可是不仅没有判方方有期徒刑，甚至连对李文亮那样的训诫都没有? 　　这才是批方方的意义所在，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民群众认识到批方方的意义，才会站到我们左派一边。如果只纠缠于方方的个人品质，只是就事论事，那么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被她所蒙蔽，因为她是打着批判现实的幌子，又是在李文亮和李跃华问题上站在老百姓一边，很容易让我们在老百姓当中陷入被动。五毛党就是用这种方法让左派在很多问题上陷入被动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脱离制造方方的土壤和背景来批方方，不能脱离她是站在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立场上来批方方，不能脱离它是代表1%精英阶级的立场上来批方方，不能脱离她是代表危害中华民族的文化汉奸这个立场上来批方方，如果离开这些东西来批方方，就等于是只批假酒而不批造酒厂一样，等于是和五毛党一样只认为是方方这个种子不好，而与土壤没有关系。 　　五毛党之所以也批茅于轼批方方，就是要把一切都归咎为是方方、茅于轼这颗种子不好，而与这个腐败的土壤没有关系。贪腐势力和资本势力雇佣五毛党的原因，就是要求他们把一切罪恶都归咎为个人，而不要去追究土壤的问题。只要不追究和不改变土壤，就是对贪腐势力和资本势力最大的保护。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注意我们共产党人的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而不要变成腐败势力和资本势力的政治炮灰。 　　文革期间毛主席就反对这种把一切归咎为个人品质的做法。江青也一直在注意纠正一些人的这种做法。当时红卫兵把刘×的一些个人生活品质问题翻了出来进行批判，就遭到了江青的严厉批评。当时江青就讲，我们和刘×之间的斗争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一个很严肃的政治问题，不要把群众的眼光都转移到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上来，转移到他们个人的道德品质上来，而是要批判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虽然站在市民阶级的立场上来看，站在市刽的实用主义立场上来看，只批政治立场而不批个人品质的斗争方法是很吃亏的，因为个人品质最容易搞臭一个人，刘邓他们短期内的胜利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从长期来看，从根本的阶级利益的角度来看，还是应该主要批他们的政治路线，政治观点，政治土壤，因为只有改变这些东西，才真正有利于人民大众的利益。 如果把一切都归咎到刘×他们的个人品质上，反而在客观上会保护刘×他们那个阶级，今天五毛党特别是混入左派队伍的左派五毛党，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保护他们那个官僚资产阶级的。 　　张宏良复兴网微信群聊天摘录 2020年3月25日上午

来源：新少数派 作者：何三畏 来源：公众号“屋权史” 原标题：何三畏｜谁惹了连岳 前几天去了趟杭州，我是这样一个人，有得吃香喝辣，就会乐不思蜀，甚至不上网，不看微信，所以，回到蜀地才看到，网上又多了一个疫情次生灾害——方方因为写疫情日记让连岳很不高兴，接着，连岳声称，更让他生气的是民主，方方已经不在话下。 这是为什么呢？作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成功人士”，“中国中产阶级的代表”，要不是岁月好得无法消受，有什么必要到方方和民主门前去叫阵呢？ 我就去网上搜，发现连岳做着一个公号，带货的。但这跟方方和民主应该没关系，起码没碍着他。甚至看起来他可能没和方方打过交道，也应该没有受过民主的压迫，那么，他的无名火从哪里来呢？ 看网上的评论，我觉得大家可能想多了。我以前跟他有过一点点交道，我觉得当你按常理去理解他，那你就认错了人。 大概是2008年上半年，南方人物周刊要出一期杂志，纪念王小波去世十周年。要约一些自称“王小波门下走狗”的文章，连岳算一个。据说他自称在读到王小波之前，是个傻叉，读了王小波之后，才变聪明了。 南方人物周刊主编徐列先生先前是南方周末副主编，他曾经说过，他在南方周末发现了三个作者，包括本人、童大焕和连岳。童大焕大家知道，今年疫情期间写过几个爆款，比连岳骚扰方方和民主的文章还有名。我去南方周末的时候，连岳还在福建给南方周末投稿，后来，他也到了南方周末。这样，徐列就没有把连岳当外人。 按编辑体例，需要在文章旁边配发一张作者小照，那时连岳大概又回了福建，编辑和他邮件沟通，他文章发来，就是不发照片来，我在编辑部楼道听有人说他对自己的照片不自信。临到要付印了，徐列就从什么地方找了他一个头像放上去，估计是他以前和同事什么的集体照上截下来的。 这下就惹祸了。杂志出来后，连岳给杂志发了邮件来（好像网上也有，我懒得去搜，就凭记忆写这个帖子），曰，南方人物周刊，关门吧！我估计这事让徐列很伤心的。南方人物周刊是徐列的亲生儿子，你说徐列你等着，我改天来杀了你，可能没什么，因为杀了他杂志还在。但连岳哪里伤心说哪里。 徐列对连岳是实实在在的知遇之恩。按我川东人的想法，假使徐列在街上遇到歹徒，应该扑上去挡刀的。何况那张照片并不比你本身丑。再说，徐列也是不得已，如果为了你一个人，打破编辑体例，不也怪怪的吗。 还有，当时发稿多少有点需要平台，自媒体还没有现在发达，而南方报业算是一个不错的平台（本人就一直感谢南方汉奸系），当时有几个媒体会认认真真的用专辑纪念王小波呢，作为王小波门下走狗，不是很合意的事情吗。 但为了“擅自使用”他的一张照片，而且是配发他的文章，他不仅没有情谊，反倒诅咒杂志关门，而杂志社还有一帮人要吃饭呀。杂志社没有人理解这是啥样的脑回路。 总之就这么个事情，连岳就差点没把南方人物周刊的场子砸了。但这还不算，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已经忍我好久了，还让我好好活着不知看了本大爷好大的人情。 南方人物周刊创刊时我编了两个专栏。专栏页码不多，徐列恨不得把天下作者一网打尽，一个页码要发两篇稿子，那就必须严格限制字数。有一个版上，有连岳和杨早两位，杨早是一位字字推敲，惜墨如金的作者，字数也卡得刚好。有一次，必须取掉两行才放得下。我想，连岳的稿子前一段是展现机智的，取掉不会伤及文意，就这么办了。 对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何等自然的事情，但我当时居然给连岳写了邮件，说，不得已要删掉两句，不好意思删杨早，我跟你熟一些，就删了你的。其实这是十足的空话，你拿到杂志一看，版面没有一丝空地，肯定是不得已删的，这用得着说吗，不用说也在理解的范围。 可是，大概是在让南方人物周刊关门的那个邮件，或者也发在网上，连岳说，南方人物周刊有个何三畏，删我的稿子居然说是因为我和他熟！他的意思是我不该说和他熟。说实话本来也不熟，我是妄说。他去南方周末时，我已经离开。南方人物周刊创刊，徐列重招旧部，我再回去的。 他这样讲，让我很不好意思。谬托知己，凭空攀熟，老脸往哪里搁。可是，这不是为了工作嘛。在我看来，是一个人都会明白，我不过是为了工作顺便捧他一下。同样，是一个从小被爸妈带着长大的人，都会顺着说对对对我们是好哥们儿，于是大家愉快，哪里会成为问题，本来就不是问题呀。 在报社工作过的人更应该知道，为人作嫁，编辑的活儿并不容易。因此，通常作者和编辑的情分是很受珍惜的，留有不少佳话。本人和作者的沟通，还算周到细致，但就没在这连岳那里讨到好，没留下半点人情。 看连岳的年龄，他当时已经快四十，就算他以后遇到专治情感障碍的神医，大概也就这样了。尤其他那时已经动辄引用罗素，我有个私见，一个人会引用罗素，那他就是进入了不惑的境界，上智与下愚皆不移也。 后来听说连岳在报刊上做情感导师，我有点奇怪：一个人怎么会这样和自己过不去？昨天搜他的公号，看到的第一句话是，“传递好观念”，又吓了一跳。看来他不是只做情感导师，还要兼做人生导师三观导师。再点开每一个帖子，末尾都有一句话：“我和连岳一起成长”，唉，这真是太可怕了！ 当年的事情过去十多年，没想到再次遇到连岳这个名字，是他出来检举方方一边“享受体制的福利”，一边写疫情日记去“搏反体制的美名”。在中国，认字的人都明白，这是一份严重的刑事指控。不过，几天过去，方方似乎还自由着，所以，实际上，连岳的指控暂时没有现实后果，相当于一次骚扰。 这已经够疯狂了，但还不是他要的，看到网络反应，他更来劲了，第二天干脆和民主杠上了，说这才是他真正想刺激公众的。 但我想说的是，方方没惹过他，民主肯定更没惹过他。正如我们听过一万遍的说法一样，恶心民主都是这句套话（因为大家都没有见过这位魔鬼的模样，所以，只能作这样的推论）：要是它来了，只能“更坏”。连岳也是这台词，另外，连岳特别提到，凡是能激活市场的，都是好制度，这个好时代，都能激活他的带货公号了，当然没有更好的了。 从检举方方“反体制”，跳到反民主。这个路线，没有人敢跟。连岳赢得干脆。我们还是说方方吧。连岳建议国家断了方方（及所有“体制内作家”）的口粮。这是他献给国家的“疫情后的反思”的仅有的“两项建言”之一，他就这么上心。 前面说了，连岳可能没有和方方打过交道，他的举报和建言，当属公愤而非私仇。我也没见过方方，但我和连岳相反，我写这篇帖子，主要是出于“私仇”。我心眼小。我还想给“和连岳一起成长”的网友们提示一下，小心连岳传递的“好观念”——这算公义吧。 另外，我也喜欢方方。方方的疫情日记“搏美名”是必须的，因为人性悲悯，众望所归。“反体制”我还没看出来。我看方方的一派赤心没有超出“反思防疫机制”和“追究渎职官员”的范围。我还看过《软埋》，在我心里，这本书比疫情日记更“搏美名”。 连岳说，他作为成功的中产分子，享受着时代的好处，必须说好话，否则就太矫情了。这话说的！可让人羞愧了。我觉得，这不是太矫情，这是太多情。你在生活中这样扭捏可以，好歹只有身边几个人知道，到网上这样表情，会让太多人感到难为情。 重要的是，我猜你不会被领情。有关方面不会那么糊涂，他们会考虑到连先生过去的事迹，读过王小波，在汉奸系写过文章，发表过类方方的言论。有时候，体制是既往不究的，但过余反复，料不定下一个戏码将会怎样来，谁不担心呢，体制也不是好欺的。 最后，我要特别提一下，我原来以为连岳只是情感障碍，现在，我对他的认识深化了。因为只要在网上键入方方二字，就可以看到方方对她所属的作协体制是什么看法，“享受体制的福利”并不是她的错，但作过她一样的绝然表态的，除了她以外，还真不多。 这位连岳同学，在对一个正为公共事务发声的作家发出“反体制”的严重指控时，就不稍稍做一点功课！轻狂到这样！或者这也不全怪他，而是被现实惯出来的恶习，以为只要是“护体制”，就只需要态度，不需要事实，体制总会收下这颗热切的孝心的。 2020年3月28日

来源：吉言贤食 推荐语：邹老师文，理性锋利。不避不绕，坦荡率真，八十高龄，有青春盛气。学生读来，不仅看到为文的榜样，也看到了为人的榜样。— 王大鹏 文｜ 邹贤敏 方方日记的超量传播及其所引发的激烈论争，影响逸出文学、文化领域，堪称一个正在发生的、有思想史意义的事件，其价值何在，值得关注。 冯天瑜、丁帆对方方日记启蒙价值的认定切中肯綮。方方是以人道主义为信仰的作家，秉承五四之余绪，近尊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之精神，乃是她的精神传承，平民视角、人道情怀乃是日记文本的最大特色。方方的人道主义当然是现代的，既有现代意识、世界视野，又浸润了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如魏晋文人的风骨，楚文化的反抗精神）。“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这句必将传世的名言，几乎浓缩了方方的价值观、历史观、文学观，形象地诠释了人道主义的真谛。 60篇日记关注的重点是灾难中武汉的芸芸众生，方方与那些逆行者、受难者、孤独者、寂寞者彼此隔离又相互守望，同悲欢共命运；为了千千万万平凡的普通人，她决不放弃对涉事官员的诘问与追责，对祸国殃民的极左毫不留情。生命至上、尊严无价充溢方方的内心，深入她的骨髓，是封城日记不变的主旋律，谱出了一支悲怆激昂的生命之歌。 方方的独立人格和平等精神，她的正直、善良、勇敢，赢得了千千万万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读者的喜爱与信任；自然，她那浸润着血和泪，交织着悲伤、感动、愤怒、恐惧的日记，必然会引起千千万万读者的强烈共鸣，情绪得到宣泄，心灵得到慰藉，精神得到支撑。 他们以海量的留言山呼海啸般应和着方方深情的抚慰和呼唤，留言与日记构成历史的“互文”，创造出一部动人心魄具有史诗意味的生命交响乐。 在润物无声的涓涓细流里，在直击灵魂的阵阵惊雷中，他们摆脱既有意识和现有结构的羁绊，反思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认识到每个人既是社会的存在，都对社会负有责任，又是独立自主的特殊个体，“我”的存在不容遮蔽、压抑、抹杀，个体的基本权利应得到尊重和保障；意识到个体生命与个体尊严之高贵，至少应高于所谓的“政治正确”，贵于官员的政绩和升迁，庸官之庸就在把自己认为正确的立场置于生命价值之上。面对生与死，尊严与屈辱的考验，他们懂得了人不是工具，不是棋子，只有抛弃背离实际的宏大概念，回归建立在生活经验上的常识，只有加强民主与法治的建设，才谈得上个体的生存与生命的质量，从而修正自己的价值观，走向现代文明。 请听一位70后的内心独白： 方方60天的封城日记陪伴了我，温暖了我，鼓舞了我，让我不再那么沮丧。毕竟，在方方日记的留言中，我看到了还有千千万万和人和我一样，渴望能正常地说话，渴望有尊严地活着。我常常在读日记后面的留言时流下眼泪，这些眼泪，对于我是一种疗愈；不能正常说话，总要小心翼翼地躲避训诫，甚至担心自己的饭碗，这是怎样的一种屈辱和伤害？于是内心常常生出一种怒气，对外界的；也有对自己的，鄙视自己的懦弱……我渴望，疫情尽快过去；我更渴望，疫情过后，我们能够有尊严地活着。 理性之光照进了被禁锢、被管制、被扭曲、被伤害的心灵，这就是人的觉醒，这就是启蒙！ 方方日记的启蒙价值尽在于此。 不再是居高临下、耳提面命的你“蒙”我“启”，也不再局限于知识界，而是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读者，在平等交流中的互相启蒙，独立反思中的自我启蒙，共同“祛魅”，清除灵魂里的毒气和鬼气。 拜互联网所赐，启蒙转向平民化日常化社会化，这或许是2020社会启蒙事件超越五四、超越八十年代之处，绝不要忘记，我们为此曾付出过惨烈、高昂的代价。 用唯物史观判断，方方日记产生的巨大启蒙效应看似偶然，实则是世纪灾难中的“历史的合力”造成的，其中极左势力的围攻功不可没。对方方不乏善意的批评者，但极左是恶意的。他们信仰的是权力拜物教，热衷的是否定历史决议，否定改革开放。他们要人民和作家在灾难中为权力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并歌颂之，感恩之；谁若像方方那样，敢于对权力提出质疑和批评，必群起而攻之，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极左势力的恶劣，从反面“启蒙”了方方日记的万千读者，让他们更看清了一些问题，更明白了一些事理，更勇敢地和方方站在一起。 极左势力的疯狂，也从反面激发了方方的斗志，增添了她揭真相说真话的动力。极左的本质就是反文明，就是野蛮，不可低估他们对权力的腐蚀和破坏作用，轻易放过。鲁迅说得好：“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设想，如让这些冷血和无底线的极左战狼们爬上治国理政的高位，会是什么结果呢？恕老夫直言：人将不人，国将不国，世界也不得安宁！ 比较而言，为何40后、50后、60后支持方方者众？因为他们亲身经历过极左年代，知道那个时代政治专制、经济匮乏、文化桎梏对人的戕害，知道极左就是人世炼狱、万丈深渊。改革开放以后，经过艰苦的努力，中国社会才逐渐取得了巨大的历史进步。而今天有些80后、90后和00后，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以为相对自由与富足的条件是与生俱来的，因此批评社会、批评国家是不可理喻的。作为一个粗通人文的八旬老人，我希望大家能够追溯历史，建构历史的眼光与人文的情怀，为社会的文明，国家的进步而不懈努力。 世纪灾疫尚未结束，文明世界还在跟瘟疫苦斗，围绕方方日记的论战目前也难以画上句号。令人欣慰的是，许多有良知的学者、作家、媒体人纷纷勇敢地站了出来，唱着所是，憎着所非，颂着所爱，引领着新启蒙向前推进。另一种“历史的合力”正在聚集，新一轮阳光与乌云、文明与野蛮的交战正在酝酿，这次社会启蒙事件的发展前景实难预料，但我坚信：启蒙不死！ 二〇二〇年三月廿八日晨于长江之畔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7期 文 | 李宗陶 二十多天没出门，刘擎挺自在，他享受因为疫情宅家工作的沉静。只是，好久没见大片的天空。有天晚上，一家三口往徐汇滨江大道去，散散步也好。橙棕色的跑道上空无一人，滑板少年也不见了。 马克斯·韦伯就是因为染上了1918年起肆虐欧洲的西班牙流感而死的，56岁，正是刘擎现在的年龄。80年代，他在李泽厚的一次校园演讲中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过去的十多年里，他习惯把这位德国思想家列在西方思想史课程的第一位，因为韦伯代表了现代思想的成熟。2月23日，他在“得到”开课，发刊词里提到：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一 四年前的这时候，我开始旁听刘擎的研究生课“西方现当代思想”，正是政治学系江绪林老师弃世一周，而刘擎作为系主任刚在送别会上念完那篇打动了许多人的悼文。2010年，江绪林也旁听过他的课。 第一节上导论，他向学生们交待开课的目的之一：一个人，在“被抛到这世上”之后，如何不过度地“反省人生”，如何“与不确定性共存”，如何正对加缪所谓惟一严肃的问题（自杀），如何涵育强健的心智，“继续江老师未尽的思考”。 早年他的名片上写的是诗人、剧作家。1987年第2期《上海戏剧》上有一篇《我们实验什么――“白蝙蝠”四重奏之一》，署名刘擎、陶骏、张昭、刘洋。四个人展开为什么要搞实验戏剧的讨论――“戏剧实验室在戏剧文化中扮演的角色，类似于科学实验室在科技发展中的角色”“艺术的力量取决于独特性和力度”“戏剧使人成为人”。 他们的结缘始于陶骏编剧、导演、主演的实验话剧《魔方》。这篇对谈提到1986年刘擎和陶骏编剧、陶骏导演的四幕诗剧《生存，还是毁灭》，它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加上现代生活的混合物。这个剧本后来被译成英文，由著名的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 Press）收入文集《莎士比亚在东亚》。 张昭演哈姆雷特，陶骏演麦克白，好嗓子刘擎拉来另一副好嗓子林栋甫演李尔王，他自己演现代人。主要服装是麻袋片做的，场地十平米。2019年3月，刚得了法兰西共和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的林栋甫忽然收到刘擎的祝贺短信，回了声“天！”，二人相约重聚。“好像上辈子的事情。”刘擎说。 二 上世纪50年代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技术员和他的妻子、同单位广播合唱团团员，双双响应国家号召，奔赴青海建设广播电台。说好待四年，一留二十年。他们在青海师范学院的家属院里安家，生了两个男孩，大的叫刘擎。 隔壁住着一对生物学家，来大西北教英语，这家的男孩是他童年最好的伙伴。楼上住着一位“戴帽右派”，是他的语文老师，会朗诵马雅可夫斯基和叶塞宁的诗歌。另一个单身“右派”，据说当年在《数学学报》上发表过文章。隔壁的隔壁，是一位从前在外国语学院教书的老师，她的先生曾在中科院工作。一天，有个科委的年轻人千里迢迢来请教翻译，刘擎头一回听到“信息论”，那是1975年。 学院图书馆里的繁体字苏俄文学，大人们悄悄传阅的灰皮书，《展望》杂志每期末页的火柴棍思考题，青海省话剧团后台的种种故事，父亲带他去玉树、果洛架电线安喇叭时见识的藏民及其文化，混杂着构成了知识贫瘠年代里的另一个平行小宇宙。 2015年暑假，一个刮台风的日子，刘擎在季风书园，为一些风雨中赶来的孩子和家长上一堂哲学课。 “在我大概十岁的时候，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叔叔，他们很热心地讲些‘深奥’的故事和问题，激发了我的奇思异想，开启了我后来的学习和探索，让我成为今天的我。”他推荐并现场解读朱利安·巴吉尼的《一头想要被吃掉的猪》，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以及另99个思想实验”。书店的沈乐慧说，那天，大人孩子听得津津有味，舍不得结束，那大概是季风人文课中拖堂时间最长的一期。 1978年，刘擎考入华东纺织工学院化学工程系高分子化学专业，满脑子“实现四个现代化”。宿舍里老有卧谈会。那些老高中、插队知青、当过兵的，都有一箩筐故事。 “‘文革’刚刚过去，国家正在恢复元气。这些夜谈，是在帮我认识社会，认识这个国家。”刘擎说，“课堂上也有许多开放的议题，姓资姓社之类……那一代的大学生，敢想敢问，敢挑战权威。” 研究生毕业后，他从化工系转到社会科学部当教师，转向上一代人又爱又怕的文科。他一面教书，一面写诗、写影评、办杂志、办剧社。 三 1988年暑假，刘擎去北京参加甘阳主持的第一届高校青年教师讲习班。二十多天里，听周国平讲尼采、赵越胜讲马尔库塞、王炜讲海德格尔、陈宣良讲萨特、苏国勋讲韦伯、郭宏安讲加缪，还结识了《读书》杂志的沈昌文和王焱。课程结束时他被甘阳推为优秀学员。 紧接着的10月，刘擎作为记者去成都参加金观涛主持的“中国学者展望二十一世纪”会议，结识了郑也夫、陈方正等人。 “会上，金观涛讲他的现代化理论，引用了韦伯的理性化与非个人化的概念，当时大家好像没有听懂，因为他的表述比较特别。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就明白了，就冒冒失失地发言，讲了五分钟，好像是把老金讲了半个小时或者四十分钟的内容讲清楚了。老金非常impressive，吃饭的时候主动到我这桌来跟我聊。他当时已经编了《走向未来》丛书，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开始谈一个关于卡尔·波普尔的问题，我居然和他争论起来，那时候真是年少轻狂。晚上，他到我住的房间，让我考虑申请读他的博士生，他快要当博导了。这对我非常有吸引力。他随后就来上海，跟王元化见面，王先生要搞一个刊物《新启蒙》。我们谈过好几次，他去开会、演讲和座谈都把我带上，我就有点被人看作金观涛弟子的意思，然后就有出版社编辑跑到我家来约书稿……因为这样的机缘，我等于一只脚跨进了思想学术圈。那时候，老金建议我读帕森斯、韦伯，有一些笔记也借给我看。” 他后来发现，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这两个群体，“文化中国”编委会和“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都致力于开启民智，探求出路，但存在明显分歧。 刘擎也被领进永福路17号，那是当时上海最活跃大脑的汇集之地。萧功秦、高瑞全、张汝伦、严搏非、陈兼、杨东平、何平（小宝）……新人通常不会空手进门，刘擎第一次讲的是昆德拉的小说。 “那时候，一个礼拜有四天晚上我肯定是在外面的，错过一次聚会就心慌，每天都像喝醉了酒一样美好，每天都有新的世界打开。心灵是开放的，对知识是饥渴的。”刘擎说。 “印象很深，1990年元旦，在淮海西路红磨坊附近他家里，地方很小，朋友们一起守岁。记得有顾刚和袁鸣，顾刚是新加坡大专辩论赛复旦的辩手，他的好朋友。”许纪霖说，“然后他很快考了托福，去了美国。” “走之前，他请我们吃饭，一个很小的饭店，水泥墙，几张桌子。他把自己的诗集分送给大家，是用钢板蜡纸刻了油印的，很薄，十几二十几页。前几年我还翻到过。”严搏非说。 马凯大学是一所私立天主教会学校，小而美，师生关系亲近。刘擎所在的政治学系主任罗德之（James Rhodes）有很好的古典学养，曾亲炙沃格林（Eric Voegelin），也旁听过斯特劳斯（Leo Strauss）的课。2006年，刘擎邀请罗德之到华东师范大学开设一门介绍沃格林思想的短期课程，正值国内斯特劳斯热及其“隐微写作”浮现之时，他以为有必要让学界认识另一派杰出的保守主义者。 后来刘擎又去明尼苏达大学读博士。博士论文答辩那天，他滔滔不绝讲了两个多小时。在场的教授们愕然。 “80年代虽然热烈，也有浮夸的一面。如果还在当年的文艺圈继续走下去，我很难想象现在自己的样子。美国九年，让我沉静下来。我更喜欢现在的自己。” 四 刘擎终于在当年听过很多讲座的华师大安顿下来。 2014年，思勉人文研究院跟哈佛燕京学社合办一个“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再阐释”的会议，与会者都是该领域的大佬级人物：沈志华、杨奎松、王奇生、裴宜理、周锡瑞，等等。刘擎也被邀请。“按理这不是他的研究范围，但是偏偏他的发言给大家刺激最大。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是做历史的人想不到的。”许纪霖说。 从2003年开始，刘擎每年年末撰写一篇西方思想界的年度述评（许多人称为“大餐”），至今已经17年。周濂说：“这个工作首先建立在非常广博的阅读之上，然后要有相当深厚的理论功底，还要有独到的眼光，在西方学术界整整一年的思想贡献中甄选出最具代表性乃至前瞻性的话题，做一个高屋建瓴的总结，我觉得难度是很大的。”陈嘉映说：“特别值得读，国内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写出来。” “我觉得他最好的角色可能不是教授、学者，是在舞台上，”许纪霖说，“他骨子里活得很率性，他需要激情。学术圈里，只要有他在，场面就活了。他是中国知识界一个独特的存在。” 答案太多，如何选择？对话刘擎 写文章和论辩，为了什么 2007年，刘擎的学生马华灵交出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现代性危机的两幅肖像：伯林与施特劳斯的世纪悬案》，其中反驳了施特劳斯在《相对主义》、刘小枫在《刺猬的温顺》中对伯林的批评。刘擎在这篇习作上用红笔写了密密麻麻的旁批：  这些文字是在说什么？空穴来风，似是而非。完全没有实质性的问题的梳理、展开和解释，也没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有所回应，就大发议论并且抒情，这是很糟糕的蹩脚诗人的文风。……它表面上很有力量，但没有真正的论述，不仅会让读者不知所云，你自己也会变得糊涂。……为什么就不能做一篇踏踏实实的论文，比如“伯林与相对主义”，明确界定论题的来由，细致处理相关的文献，展开充分的分析，然后给出自己的论点和论证？ 人物周刊：说到文风，就想到辩论之风。你看，昨天一个词群里就吵成那样。 刘擎：我的老师罗德之说过，论辩有两种：一种是律师型，律师在庭上论辩，目的是赢，所以他会尽可能搜罗对他有利的证据，然后回避、歪曲或者诋毁对方的证据，当年流行的大专辩论赛就是典型；另一种是苏格拉底式的，审慎细致地处理各种证据，真诚地展开辨析，论辩是为了理解，为了寻求真理。我提出我的观点，但不妨也听听你的，说不定能拓宽我的思路，让我更接近真理。这让我终身难忘，也塑造了我的学术人格。在一个知识的世界里，我们发言到底是为了赢，为了名声，为了脱颖而出，还是为了求真得理。 人物周刊：陈嘉映老师专门写了几句表扬你，有一句是：“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有态度有立场，但不妨碍他深入理解不同立场，这非常难做到。” 刘擎：我们现在不太理会人家究竟在说什么，不耐烦听，或者没听完就曲解别人的意思，急于驳倒对方。值得谈论的东西你得认真听，听懂了一个你并不一定赞成的意见，说不定会激发你生出新的想法，帮助你形成更好的理解。其实思想也是一个生命，不被挑战的观点和论述是长不大的，要经受很多冲击，才能够变得饱满。在这方面我跟伯林蛮像的，不太喜欢读跟自己观点一致的东西。我本来可以当个工程师，改做人文学术是为了满足求知欲和好奇心，不是为了开宗立派做大师。 为什么中国学术界的论辩气氛还不那么令人满意？我们缺乏“认错”的文化习惯。爸爸妈妈从来不认错，老师不认错，领导不认错，学者相互之间也不认错。我记得在博士阶段，会跟导师开玩笑，指出他遗漏了这点那点，他听了会很高兴，“天呐，这个我没有读过。”他不会觉得，承认没有读过，他的权威性就下降了。 一个现代人怎样才能有好的生活？ 人物周刊：罗尔斯关注正义，伯林关注多元论，嘉映老师关注历史决定论和自由意志问题……你的母题是什么？ 刘擎：现代性问题，其实就两个方面。就是当尼采说“上帝死了”之后，当韦伯说“世界祛魅”了之后，普遍的超验标准没有了，至少不再是自明的。那么对个人来说，靠什么安身立命？对社会来说，基本的秩序规范和组织原则是什么？就是政治的正当性/合法性问题。现代性的来临是一件大事情，因为它是不可逆转的，只要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带来的流动性无法逆转，我们就不得不面对现代性的难题。 思想史研究重视的对象，不只是“义理”，不是说哪种理论越艰深越精致就越值得研究，而是（我认为是更主要的）必须关注那些深刻影响人类实践的思想，它们渗透到公共文化的核心，进入了人们深层的行动逻辑，为公众提供了解释世界的认知方式，以及规范行动的道德原则，哪怕他们并不知道这些思想家的名字或者观点，但已经成为他们默认的观念，查尔斯·泰勒称之为“社会想象”。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思想高明或正确，现代社会的很多病症表明，这些思想可能有很大缺陷和局限。但正因为如此，它们才重要，才值得研究和反思。… Read More »